谈止烽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一审法院确认和采信的证据，部分违反法律规定。（1）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30条第1项、第
31条第1款的规定：“被告及其代理人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后自行收集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证据。”“未经法院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人民法院裁判的根据。”而本案被上诉人提供的宜昌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机动车登记查询单》、快捷公司的证明等证据，均是被上诉人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后收集的证据，且其中快捷公司2005年9月12日换发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未出示原件质证。一审法院认定上述证据真实合法，并对被上诉人的证明观点予以采信，显然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2）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26条第1款的规定：在行政诉讼中，被告对其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承担举证责任。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交通违法行为通知书送达回证“签收日期”栏，应当由上诉人在签收时填写，而该送达回证“签收日期”栏是由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填写，被上诉人应当举证证明该通知书送达的具体时间，而不是由上诉人举证证明。一审法院以上诉人“没有事实依据”为由，否认上诉人提出的观点不当。（3）上诉人所持654号《道路运输证》合法。《道路运输证》属于行政许可范畴，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权始于行政许可，终于依法注销、撤销、撤回和吊销。被上诉人没有依法对上诉人所持《道路运输证》注销、撤销、撤回和吊销，其《道路运输证》仍然有效；法律法规没有规定，《机动车行驶证》上的“所有人”名称与《道路运输证》“业户”名称必须一致，机动车“所有人”名称和车辆“使用性质”的变更，不影响《道路运输证》的有效。一审法院和被上诉人认为，654号《道路运输证》是配发给快捷公司的，只能是快捷公司的职工持有，该观点是错误的。2、被上诉人扣押上诉人车辆适用法律不当。
《道路运输条例》第
六十三条是规定，“对没有车辆营运证又无法当场提供其他有效证明的车辆”可以予以暂扣。上诉人并非无证，故被上诉人根据该条款对上诉人车辆予以暂扣属适用法律不当。3、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制作的询问笔录违法，故其作出扣车行政强制措施的程序违法。该笔录的询问人史卫勇是远安县运管所的执法人员，其跨行政区域执法，被上诉人未能提供法律依据证明其合法性；该笔录系史卫勇一人询问，黄拥军并不在场，上诉人提供的石明全、刘家林、周业超的证言可以证明这一事实。综上，被上诉人暂扣上诉人的车辆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确认被上诉人暂扣其车辆的行政强制措施违法，并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