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靠群众专政、依靠群众办案，效果很好。沈阳市历史反革命分子、逃亡地主罗世杰混入内部，并进行贪污，被判处管制三年。他拒不认罪，不承认是地主，并颠倒是非，妄图翻案。把他送到原籍以后，一见群众，就五体投地地说：“我是地主分子，向父老请罪来了”，终于交代了罪恶。山东省金乡县地主分子李佩珊，窃取了生产队会计的职务，贪污生产队的公款，在县法院审理时，他死不承认贪污，一到群众中查对，就低头认罪了。群众气愤地说：“这小子真狡猾，在本地承认好好的，一到县里就变卦”。事实说明：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不管敌人如何狡猾抵赖，如何巧妙伪装，只要把他们放在群众面前就会原形毕露，群众最了解他们的底细，他们最怕群众。群众有力量有办法制服、改造敌人。
二、打击反革命分子和其他重大刑事犯罪分子的现行
破坏活动，是最尖锐的阶级斗争。
对一切现行犯必须打的狠，打的准，打的及时。要作到这点，光靠专门机关是不够的，必须充分发动群众，充分依靠群众，彻底揭露他们的反动本质，把他们斗倒制服。对其中罪恶大，又不悔改，绝大多数群众要求逮捕法办的，必须坚决及时地逮捕审判，给以应有的惩罚。必要时还可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宣判处理，用以震慑敌人，支持群众的斗争积极性。不惩办这些人，或者是惩办的不严、不及时，都不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人民群众是通不过的。
打击现行破坏，必须按照党中央的政策和国家的法律办事。要坚决贯彻首犯从严、从犯从宽，抗拒从严、坦白从宽的政策，以分化瓦解敌人。对于死刑案件，我们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一再强调的“少杀”政策，作了严格的控制。判处死刑的，都是罪大恶极，情节特别恶劣，民愤极大，确实非杀不可的现行反革命罪犯或其他重大刑事罪犯。对那些罪该处死，但民愤不大或有其他从轻情节，不判死刑，群众也可以同意的，都判处了死刑缓期执行，或者判处无期徒刑或长期徒刑。凡是可杀可不杀的都坚决不杀。这几年全国判处死刑的人数，都是很少的。今后，我们仍然要继续贯彻执行“少杀”的政策。
三、由于阶级斗争的复杂性，人民法院在与犯罪分子作斗争中，
正确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显得更为重要。
毛主席指示：“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根据这个原则，我们在审判工作中，对一切坚持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立场而犯罪的，采用专政的办法进行处理；对于过失犯罪和因人民之间的纠纷引起的轻微犯罪，按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用调解和教育的方法处理。在新的阶级斗争形势下，阶级敌人常常把他们本来的面目伪装起来，我们必须有高度的政治警惕性，善于透过现象认清本质，这样才能正确地区分矛盾的性质。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根本方法是，依靠群众进行调查研究，倾听革命人民的意见。敌人所搞的各种各样的破坏，都是逃避不了人民的锐敏眼光的。
四、处理民事案件，必须具有坚强的阶级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