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如此整体地理解陈老师的同时，我们或许还能发现他讲演中的一些问题。问题在哪里呢？陈老师，在这里有几个问题我要向您请教一下：第一个问题是究竟什么是目的？是什么样的目的？“三常”等等我们生活事实本身是不是构成了我们社会交往的最终目的？简言之，“三常”是不是社会的目的？如果是目的，那是什么样的目的？哪个层次的目的？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可能您那个从“目的反推方法”的思路可能还会继续往前推，不断往前推——因为目的是多层次的，除非您说“三常”穷尽了人类交往的目的，它就是人类交往的最终目的。这是我向您请教的第一个问题。
我向您请教的第二个问题是：从目的当中是否必然可以反推出方法来？如前所述，目的有许多不同层面的解释，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层面是：目的就是人们行为中对未来或行为结果的预期，当预期确定的时候，人们可能会从中反推出一种方法来，但当预期不确定的时候，人们又该怎么办呢？大家知道，中国自古以来就是非常讲究目的或者讲究理想的国家。我在年轻的时候，曾写过一本书，这本书到现在还没有出版，也许永远不可能出版，这本书的书名叫做《理想的悲哀》。我从“大同”理想一直检讨到共产主义理想。没有出版的原因自然就是对共产主义理想的检讨。这种理想都表现的非常宏大：“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但问题是我们后来找到实现它的办法了吗？在某个视角上看，可以说是找到了，这个办法就是秦始皇至上而下的中央集权和专制，它就是一种手段，是实现大同愿望的一种手段。可大家知道，黄宗羲最后对它的总结是：它所推行的不过是：“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一家之法非法也”！因此，它事实上根本构不成实现大同理想，实现大道之行的方法。在另重意义上也可以说，大同理想这种目的本来是不可预期的。所以我进一步的意思是说，在目的这种预期、这种追求中，能否先验地推出方法来？或者反推出方法来？这是我们特别值得思考的，尤其是当把目的和我们的直观期待相结合的时候，这种反推的根据究竟是什么？这是我向您请教的第二个问题。
还有一个向您请教的问题是：我们经常说“条条道路通罗马”，如果说把“目的”当做“罗马”，则既然条条道路通罗马，那么，从目的中推出的方法（道路）可能是非常多样的。在这样一种情形之下，又该怎么办？或许在数学上，能为人们提供一种优选法进行优选，但在法学上遇到这样的问题该怎么办？我们究竟选择哪种方法才能更好地实现我们期待的目的？究竟选择哪种方法才能更好地实现我们确定的与“三常”目的相吻合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