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第一部“人名宪法”出现在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对世界影响最大的“人名宪法”也在中国（1975年《宪法》），人们可能会自然而然地将它与中国文化相联系。这固然不错，但是如果单纯这样看可能就将问题简单化了。因为中国宪法史上的开篇是没有人名的，而那时是中国文化影响力最大的时候（与后世相比），且中国宪法文件也以无人名为多。中国最早的宪法文件是1908年的《钦定宪法大纲》，这是一个君主制宪法文件，该宪法大纲虽然有“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的规定，却未列帝王人名；第二个君主制宪法文件是1911年的《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该信条虽然宣称：“大清帝国之皇统，万世不易”，但是它也没有写宣统帝，或者写大清国始祖努尔哈赤。进入共和国以后的第一个宪法性文件《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同样没有人名，甚至连为袁世凯当皇帝铺路的1914年《中华民国约法》（“袁记约法”）也没有出现人名。这就告诉我们，不能将人名入宪简单地归因于中国文化。但是，人名入宪最早出现在中国（1946年），而且直至现在中国宪法中仍然有人名的事实，却不能不让我们思考中国文化与人名入宪的关联，否认“人名宪法”与中国文化的联系是不明智的。这就需要全面地从社会与文化的角度，以世界的眼光来对这一现象追根溯源。择其要者如下：
第一，思想权威的崛起，思想权威与政治权威的联姻。在西方宪法观念下，宪法本来的意义是限制权力而不是宣示思想。在共和制的地方，不承认永恒的权力，只承认永恒的人民，所以，共和制宪法观念与单一思想权威不相容，自然也与人名不相容。就君主制宪法来说，它的目的在于限制君权（力），保障民权（利），它通过规范君权来实现从专制君主制向君主立宪制的转型，自然也与人名入宪不相容。（这里的人名入宪不包括前一种：立宪者宣示式的人名入宪。）更重要的是，在西方人文传统中，思想是多元的，不存在、也不承认绝对的思想权威，以个人名字命名的单一意识形态便不可能入宪。
中国开始立宪的时候，走的是君主立宪制的道路，除了西方宪政传统的影响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古代“帝师分离”的传统。这一传统保障思想权威对王权道德上的优势，以防止“昏君”乱国，因此，帝王的名字不能出现在国家宪典上。同时，由于孔子的权威受到挑战，还没有形成一个足以凌驾于王权之上的新的思想权威。
民国初年的立宪者继承了这一源于西方的传统，但是经过20多年的历练到1936年时，国民党的地位日渐稳固，它需要声称自己在思想上的权威，以维护一党专政，而当时也确实有了这样一个权威：民国的缔造者孙中山及其三民主义。当时孙先生已经过世，“孙中山”入宪并不违反帝师分离的传统，相反，孙中山成了新的“师”，具备了限制统治者的意义。土耳其的情况与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相似。而伊朗则显然由于政教合一政制的原因，这个政制需要一个高于政治权威的思想权威，于是思想权威便出现在“政治权威宣示”的宪法上。至于上世纪70年代中国的人名入宪冲动，显然是由于毛泽东取得了“四个伟大”的地位，[12]他是无与伦比、不可怀疑的最高权威与精神导师。
第二，个人崇拜的国家化。这可以用来理解社会主义宪法中的人名现象。宪法中的人名无疑是崇拜的对象，因此，宪法中出现人名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存在一个受到崇拜的人。从宪法文化的角度来看，1954年《宪法》受到通过1936年《苏联宪法》传递进来的西方宪法观念的影响，所以没有出现人名。如果从1954年的中国国情来看，一个重要的原因则是毛泽东崇拜受到斯大林崇拜的扼制。虽然1945年七大召开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的文件中出现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但是毛泽东还不是“世界革命的领袖”，只是“中国革命的领袖”。在“以俄为师”的当时，毛泽东只是第二位的伟大人物，这也妨碍了他的名字入宪。到了1970年，情况完全不同了，苏联成了“社会帝国主义”，中国成了“世界革命的中心”，毛泽东也顺理成章地成了“世界革命的领袖”，毛泽东思想成了“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受到全国人民的狂热崇拜。在那种狂热的时代氛围里，一切政治理性都被视为有害之物，在宪法中规范人名便被认为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业。可以这样说，当时人名入宪充分体现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意志”。[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