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经济危机发生于上一世纪七十年初。这次全球性的石油危机在短期内接连爆发了两次，像日本这样对原油依赖性极强的国家能迅速地摆脱困境，令世人所注目。1973年与1978年的两次石油危机，造成能源配料价格提高，大量消耗能源（尤其是电力能源）的日本基础材料产业（如炼钢业、纺织业）陷入困境，并暴露出这些产业存在设备与技术落后的问题。
面对这一危机，通产省认为危机产业因投资大转产难，整体发展水平还落后于先进国家，加之这些产业陷入危机还会殃及到全产业界，最终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安定，从而提出在政府的指导下，通过卡特尔适用除外的方式，共同限制生产与设备处理。与此相反，公正交易委员会认为，陷入危机的产业是投资不合理造成的，应当运用市场机制的竞争原理，通过优胜劣汰的方式实现产业的合理化。但是，在这次的争论中，通产省意见被采纳，《特定不景气产业安定临时措施法》作为限时立法得以通过（时限为五年，1978年至1983年）。依据该法，相关产业的多数企业参加了共同限制设备与共同限制产量的卡特尔，其中有4件限制设备的卡特尔、3件限制产量的卡特尔、1件两者共同限制的卡特尔获得许可。[12]本次经济危机结束之后，日本经济实现了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同时也实现了经济由高速发展向稳定发展转换的软着陆，它使我们从另一个层面看到，政府在经济危机发生时，运用积极的干预政策替代市场竞争的静态效率，通过统一的共同行为实现设备的更新与产业的调整，在市场机制尚不成熟的情况下，其结果与“优胜劣汰”的市场调整是可以相同的。
2.日本不景气卡特尔适用除外制度的废除
上一世纪八十年代日本经济进入了稳步发展的阶段，从1988年到1999年不景气卡特尔适用除外制度被废除，这期间没有再发生过适用除外的申请。于是在政府放松行政规制的计划中，不景气卡特尔适用除外制度被理所当然地列为废除之列，这是因为：
从整个时代的背景来看，日本发展为世界经济大国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日本政府过度保护国内市场与企业的政策提出强烈的批评，而国内受国家保护的产业经营效率低的问题也越来越明显，这些都与经济大国的身份不相符，因此日本政府决定对原有的经济结构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提出了建立一个进一步对外开放的、市场主体更加独立的、根据市场原理运行的经济社会的改革目标。
从改革的目标来看，要建立根据市场原理运行的经济社会，就需要强化竞争政策。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反垄断法适用除外制度，说到底也是一种例外的制度，当年为了培育与强化国内企业的竞争力，制定各种卡特尔适用除外制度，它的实施虽然对该产业部分经营者带来保护性的效果，但同时也带来经营不努力，损坏消费者利益的不良后果。虽说不景气卡特尔适用除外制度已多年没有实际利用，但是它的存在会对经营者产生回避竞争的不良影响而不利于反垄断法的实施。
显然，由于反垄断法维护市场竞争秩序的功能是通过政府的规制得以实现的，因此对不景气卡特尔适用除外制度来讲，无论是想强调它存在的理由，还是要说明废除它的理由，都会受到政府不同时期经济政策的左右，表现出政府在竞争价值与其他社会价值之间进行选择、协调或相互妥协。卡特尔的适用除外制度就是这种妥协与选择的产物。如今日本政府全面废止不景气卡特尔的适用除外，一方面是日本的市场经济体制日益趋向成熟，另一方面是日本经济转入了稳定发展阶段，不景气卡特尔适用除外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但它并不能说明反垄断法的内在矛盾性就此消失。
五、对我国不景气卡特尔适用除外制度的思考
（一）不景气卡特尔适用除外制度在反垄断法中地位
如果我们对反垄断法应有作用的理解只限定在保障市场的静态效率时，那么尽管日本六十年代妨碍市场机能发挥作用的卡特尔盛行，但日本社会却在这一时期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对此仅用反垄断法的观点是无法作出合理地说明的。这就提示我们不得不认真地思考这样的问题：反垄断法不是保障市场竞争秩序的唯一手段，要承认还应当有与此相联系的其他法律，也就是说，反垄断法如能在保障市场的静态效率方面充分发挥有效作用的话，是需要其他政策配合的（主要是产业政策的配合）。所以我国反垄断法第四条规定：“国家制定和实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竞争规则，完善宏观调控，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何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竞争规则”？作者认为：在竞争关系向垄断关系转换（或相反）的过程中，当保障市场的静态效率的条件与保障市场的动态效率的条件相矛盾时，在反垄断法内在的理论体系中就有可能形成探明其解决方法的课题——这就是（不景气卡特尔）适用除外制度在反垄断法中的地位及适用条件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