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乌坎事件的定性上，官方最初延续了一贯的模式化表述方式，即部分群众受到外国势力的蛊惑而和政府对抗云云，但事实并非如此，最后广东最高当局对事件的最终定性也推翻了官方一贯模式化的处理方式。乌坎事件最终在广东最高当局的介入下而得到相对合理和平的解决，创造了官民互动协商解决冲突的先河，为其他地方解决官民对立的群体性事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模式。乌坎事件也证明，以往对民众要求维护自身利益的集体行为简单定性为“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闹事，从而被外国反华势力所利用”，从而予以暴力镇压的解决群体性事件的模式已经不合时宜。其实，在社会转型期，局部出现群体性事件并不是一件多么奇怪的事，不出现也许才是比较奇怪的。关键问题在于当权者需要更多的勇气和智慧正视民众日益觉醒的民主意识和权利意识，更进一步解放思想，彻底摒弃阶级斗争和冷战思维，用民主协商的理念和思维处理类似事件，开启中国民主政治的新图景。
乌坎村民在事件的过程中，面对已经腐化变质的村级自治组织，面对政府武警围村、断粮断电的严峻形势，成立了村民临时理事会，履行临时自治职能，负责临时自治事务。村民临时理事会的成立并得到官方的承认，这是六十多年来破天荒的第一次。在中共建政后的六十多年的时间中，国家政治权力控制了一切领域，社会和国家高度合一，虽然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家对社会的控制有所减弱，但是依然强大，社会自治空间狭窄。此次乌坎事件，乌坎村民表现出高度的公民理性和自治精神，村民临时理事会的成立更是基层自治的新的制度形式。这一切表明，村民是有自治的能力和智慧的。公民理性和自治精神的存在，加之合适的自治制度，是走出目前基层治理困境的一条可行的途径。如果当局对乌坎村民的创造性智慧能够予以更大的肯定和支持，那么中国基层民主自治的新图景将指日可待。
乌坎事件发生到解决的整个过程，中国网民都给予了强烈的关注，在舆论环境不容乐观的当下，中国网民表现出了难能可贵的公民担当精神，网络公民社会的雏形初现。这是乌坎事件中另一个值得期待的新动向。事实上，在最近几年发生的公共事件中，网络发挥了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网络民意影响了某些事件的处理结果。可以说，网络公民社会的出现是中国公民社会出现的前兆。
分析乌坎事件的整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政治进步的动力在民间，中国政治改革的智慧在民间，中国政治的出路也在民间露出一缕微弱的曙光。最后，需要说的是，乌坎村民和中国网民正在创造历史，也许已经创造了历史，当权者需要做的只是顺应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