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所述，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从财政收入分配的角度看，其轨迹是一个U形曲线，即政府所获取的财政收入占整个GDP的比重，从最初的较高，逐渐在“放权让利”的改革过程中日渐降低，直至中国确立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之初降到谷底。随着对市场经济认识的深化，随着对国家经济职能认识的深化，人们逐渐感悟到：市场经济同样要有政府的调控和规制，而且此类职能还要进一步强化，同时，相关的社会职能也需要加强。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职能法定化的过程，在法律上就是权力和权利的此消彼涨、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一方面，国家对于经济的控制权力逐渐在范围上、数量上缩小，另一方面，企业和个人的权利逐渐扩大，所获利益逐渐增加。改革开放初期的所谓“放权让利”的过程，也是个体权利增加、权利意识觉醒的过程。这一过程，影响到宪法、行政法、民商法等方方面面，同时，也直接影响到正在产生和发展之中的经济法。
从经济法发展的历程来看，最初的经济法的功能和目标，是与当时的国家或政府的职能目标相关联的。在国家经济职能不确定的情况下，经济法的职能和调整目标也很难确定。此外，在大变革的时代，国家经济职能的不断变化会直接影响相关制度构建，从而使经济法具体制度的一些目标定位会随之发生变化。这也是在确立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以前，学界对经济法的职能和调整目标始终难以达成共识的重要原因。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国家经济职能的日渐明晰，特别是随着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方面职能的确定，[10]经济法的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的职能以及相关的调整目标，也日益受到重视。这不仅有助于经济法立法上的统一，也有助于经济法研究上的理论共识的提高。
2．对U形曲线的拓展探讨
首先，上述的U形曲线，既是瓦格纳定律的间接体现，也是对该定律的拓展。根据瓦格纳定律，随着政府职能的扩大，财政支出也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5}(P.48)。[11]反之，财政收入的多少，财政收入的分配状况，也会影响政府职能的实现。从历史上看，随着“放权让利”式改革的深入，随着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转轨，国家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也在下降，政府直接管理经济的职能相应地逐渐缩小。在这个意义上，可以对瓦格纳定律作出拓展：即财政收入的相对减少，或者说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的下降，会使政府的职能产生实质上的“萎缩效应”；同时，政府职能的减少，会进一步减少财政收入或财政支出的规模。当然，上述拓展，还只是一个理论假设，还需要有更大时空范围内多个国家多个历史时期的事实来验证。
其次，上述的U形曲线，可能同样适用于更大时空范围的多种情况：其一，它可以适用于其他转轨国家。转轨国家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其政府职能是先缩小再扩展，经济立法也从相对不足到较为丰富，等等，因而其转轨历程可能同样体现为上述的U形曲线；其二，从“大历史”的角度看{6}，[12]在从自由竞争时期转向垄断时期，从国家的不干预到干预，再到适度干预的时期，其历史发展轨迹同样可能显现为上述的U形曲线；其三，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国家的职能可能会发生变革，相应的经济立法的数量，对经济影响的深度等，也都会随之发生变化，体现出一定的周期性，导致经济法的周期变异{7}，从而可能体现为连续的U形曲线；其四，由于经济发展的周期，会带来经济法调整的周期（如宏观调控法的周期等，这与反周期的要求是一致的），这些周期变化的曲线都可能是一种U形曲线，由于经济周期的U形变化，会带来经济法调整的U形变化，因而截取一段U形曲线，就可以透视其中的许多问题，从而有助于提高对经济和法律发展的预见性，防止巨幅波动，使周期变缓，以减轻经济和社会的震荡，更好地实现稳定发展的目标。
最后，上述的U形曲线，同样有助于揭示经济法的制度建设和法学研究的轨迹。如前所述，财政分配会影响政府职能，政府职能也会影响财政分配；与此同时，在法制的框架之下，政府职能还会影响到经济法中的体制法，并进而影响到具体的调控法和规制法。因此，政府职能的转变，不仅对宪法、行政法等会有影响，对于经济法尤其会有较大的影响。经济法的制度建设，同财政分配、政府职能转变等，基本上是同向的，轨迹也是一致的。同样，经济法学研究的轨迹，也与上述几个方面的运行轨迹是一致的。这可能是我国经济法和经济法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规律。
五、经济政策的变迁与经济法的发展
（一）经济政策的螺旋式回归：“收—放—收”
上述分配关系直接涉及相关主体的切身利益，因而在改革开放初期，分配关系的调整是制定经济政策需要关注的重要内容。此外，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与分配关系直接相关的产权关系、价格关系等也逐渐成为经济政策的重要内容，随之分别出现了强调以产权改革为中心或以价格改革为中心等不同的改革思路。由于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是渐进式的，许多方面难以法律的形式直接加以规定，而人们的行为又需要有一定的依循，于是，各类经济政策的作用就日益凸显出来了。
改革初期的经济政策，还不是很成熟，会经常显露出计划经济的痕迹。这些经济政策实际上是国家对相关领域的改革进行指导和管理的重要手段和依据。最初，许多重要的经济政策都是以中共中央或国务院文件的形式下发的。如中共中央有关农村改革的连续多年的“一号文件”，以及1984年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等。[13]这一时期的经济政策，存在着突出的政党政策与公共政策、政治政策与经济政策紧密融合的特点，而且直接管理的功能更为突出。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特别是治国能力和执政能力的不断提高，国家开始重视推行法制，强调依法改革，以法保障改革，同时，在经济政策的运用上也日臻成熟，逐渐将其作为一类重要的公共政策，对经济活动进行间接调节，从而使经济政策的应用范围和实施功效举世瞩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