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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世”、经济与“商学”

“经世”、经济与“商学”


孙家红


【关键词】经世;经济;商学
【全文】
  

  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教授在解释中国近代史的时候,曾提出一个著名的“刺激/反应”理论。其大意为:假设西方新兴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动态的近代社会,而中国社会是一个处于停滞(或超稳定)状态的传统社会。对于中国来说,只有受到西方新兴势力的刺激或冲击,才有可能产生新的原动力,摆脱停滞不前的状态。这一理论或解释模式,是在西方中心论和简单机械的社会进化论交互影响下的产物,虽然未必符合中国近代史的真实情况,却长期被人接受。后经刘广京教授关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研究,证明了很重要的一点——中国近代史的动力也不尽是由外力而来,“传统士大夫经世致用的追求,以及商人买办的反应,都是不能忽略的背景”,从而对费正清的“刺激/反应”理论做出修正,部分改变了西方学界对于中国近代史的刻板认识。


  

  在刘广京教授的权威分析和论证过程中,包含了两个重要的基点:传统士大夫经世致用的追求,和商人买办的反应。刘广京教授指出: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就有所谓经世运动,自强变法运动不仅是中国对西方的反应,而且是对原有经世思想的发展。显然,这里面的“经世”,往往就是经世致用、经世济民、经邦济世等词语的简称。为求行文简便,姑且以“经世济民”笼统称之。


  

  正如金观涛和刘青峰所指出的,“经济”作为“经世济民”的缩写,无论用于指涉人的活动还是人的才干,都包含如下细节:首先是“经世”,它的意思是落实儒家伦常所规定的道德规范,建立一种与之相符的、整合社会各层次的秩序;“济民”则指在社会整合过程中解决百姓生计。(《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页293)众所周知,在中国历史上,经世济民的思想和传统由来已久。梁启超甚至认为,在中国传统的各门学问中,“经济学”(即经世济民之学)尤为发达,完全可以媲美、乃至超越古代的希腊。


  

  长期以来,有相当多的著作和论文从语义学和翻译学的角度,对“经济”(Economy)一词的语源问题进行追踪。大致认为,自1905年开始,汉语的“经济”方成为英文“Economy”较为固定的对译之词;但是,此时并不可能将其他一些对译词(如富国养民策、理财学、计学、资生学等)完全排除。我们甚至看到,1918年在蔡元培的《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仍然在用“计学”代指“经济学”。这也说明,“经济”一词很难摆脱它在汉语语境下的原本含义,要想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新词,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便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深切地感受到,或者坚持认为,与“Economy”对译的“经济”一词还是与传统的“经世”、“经邦济世”、“经世济民”等词语之间有很大的融通性;不能说现代的“经济”之学(Economics)就不再是“经世济民”(经邦济世、经世)之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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