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近代，人类通过自然科学和技术革命实现了生产方式的工业化，规模生产、远洋航海和常规性殖民成为优先转变生产方式的族群的经常性实践活动。可以说，近代以来的文明变迁首先是以经济技术变迁为指标的，经济技术构成了区分文明与野蛮的经验性根据。这种经济技术及其生产组织形式构成了近代资本主义的理性基础，而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则为这一新生产方式的巩固和扩展提供保障。在此意义上，西方首先通过经济技术的范式更新掌握了支配世界历史结构与方向的优势条件。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的经济技术长期处于农业社会阶段，商业的发展并未有效改变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和政治结构方式，由此造成中国式的文明循环与停滞特征。这是“李约瑟难题”的症结所在。在工业化之后的西方人看来，中国人不再是古朴厚德的文明人，而成为野蛮族群，需要确立治外法权并反复诱导中国“全盘西化”。在西方的文明论看来，野蛮国度的现代转型没有第二条道路。
1840年以来，中国被西方的文明力量裹挟着进入现代化过程。然而，由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中国的文明连续性与政治自主性得以保持：一是中国文明相对其它非西方文明的成熟性，使得其政治组织和社会精英能够在短期内“变法图强”，旧邦新造，这一坚韧的族群适应力使得中国没有沦为完全殖民地，始终保持着内部政治主权，保持着内部人选择发展道路的自主性；二是西方的大分裂与现代性一元论的破产。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与转化实际上正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思想的一次长距离的创造性发挥，而其彻底的民族化则构成今日执政党在国内政治中成功转型的根本疑难。通过顽强坚持和借力使力，中国重新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大国，或者“负责任的大国”--尽管这不完全是一种现实，却是一种具有合理基础的预期。我们的问题是，如何顺应历史的辩证法，做好“负责任”的大国。
二、责任模式：文明与资本的较量
中国需要对世界负怎样的“责任”？这是困扰中国大国崛起的要害问题。按照美国的定义，中国需要进行内政外交的双重演变：内政上民主化，模仿西方进行标准化的民主改革；外交上紧密配合美国的世界秩序战略，为美国分忧解难。在美国的定义中，中国尽管经济上成功，但在文明意义上是没有实体内涵的，是缺乏文明表达的现代资格的。如果说美国是世界文明警察，负责全世界的民主改革和人权事务，则中国只能充当联防队员的角色。显然，这是符合美国利益但基本不符合中国利益的角色设定。实际上，如何对世界负责的问题所提问的就是中国文明如何回应世界秩序主要危机的问题。我们在这方面有着日显苍白的表现：一是在大多数国际事务中坚持不干涉立场和抽象的国际法准则，难以正面表达自己的文明观点；二是遭遇自身国家利益的海外危机时诉诸大规模撤侨行动，缺乏责任自觉与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