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法律体系自身的不完备，也是导致多样法律解释结果的原因之一。从上文的论述中可以明确，法律解释中的“合法性”应当定位于满足当下法律体系的要求。但是，完美无缺的法律体系是不可能存在的，“现存的法律规范对许多新发生的问题甚至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涉及。而在当事人权利的确定通常必须依据法规来确定的场合，法律内容的确定性在实际存在的不确定的事实面前，就显得毫无力量。实际上，‘完整、清晰、逻辑严密’并具有预见性的法典规定并没有使法官摆脱对必要的法律条文进行解释和适用的负担。……所以，法典在适用上并不是明确的，对于善于思考的法官来说尤为如此。”[13]“漏洞补充”作为一种重要的法律方法，其出现本身就意味着法律体系的不完备。在转型时期的中国当下社会中，无论是政府主动还是法庭被动，面对着不完备法律所采取的措施同样具有相当的不确定和不完善因素。这些因素本身就是形成法律解释结果多样性的重要原因。我们如果将这种并不完备的法律体系作为衡量标准，那么无异于倒果为因或者同义反复，对消除法律解释结果多样性的消极影响是没有多少意义的。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合法性标准从定位上来看只是一种基础性标准，无法真正缓解法律解释的多样性问题。从司法实践中的所谓“同案不同判”的现象来说，大部分案件都可以说做到了“有法必依”，无论是对案件事实的认定，还是最终裁判结果的得出，都是在既定的司法制度所规定的权力框架内运行的，也都符合了合法性标准。但是，这只是所有司法案件都应当具有的共性内容，无论在法律解释的结果上是否存在多样性的问题，合法性标准都应当存在。也就是说，只有合法性的基础是无法消除解释结果的多样性的。因此，合法性标准虽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但是，只是一种基础性标准，甚至可以说是最低标准。法律解释结果的多样性则是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现象，合法性标准在这个意义上因其局限性而难以成为法律解释结果多样性的评价标准。
（二）合理性标准
在法律解释的研究中，能够与合法性相提并论的主要论题之一就是合理性。如果说合法性更多的是代表着精英化的法律职业群体，那么，合理性更多的则是表达着大众化的社会需求。正是在法律规定的稳定性、固定性和确定性与社会需求的流变性之间的多样关系之中，法律解释的结果才呈现出多样的形态。合法性与合理性是任何司法过程中都应当考量的两个基本方面。忽视了法律解释的合理性标准，单纯依据现行的法律规范对案件进行解释，不仅会造就一个“静止的社会”，而且其结论也无法获得社会的认同和接受，从根本上失去了司法权威和信任的根基。在某种意义上，合理性标准甚至可以潜在地超越合法性标准，在形式合法的框架内满足特殊的社会需求。这也同样说明，合理性标准在法律解释及其多样结果中的重要地位。但是，同合法性标准一样，鉴于其内在缺陷，合理性标准是否以及如何评价法律解释的多样结果也是十分值得怀疑的。
一方面，与合法性标准比较，合理性标准在具体内容和操作性上更加模糊和含混。20世纪最棘手的问题之一是合理性问题。有些哲学家指出，合理性就是使个人效用达到最大的行为；另一些哲学家则指出，合理性就是那些我们有充足理由相信为真的（或至少可能为真）的命题并按这些命题行为；还有些哲学家暗示合理性随成本一效益分析而变；也有些哲学家声称合理性只不过是提出能予以反驳的陈述。[14]如果说自然科学中的合理性还具有较为客观的具体标准和操作性，那么，社会科学中的合理性则更加难以准确把握。在多数情况下经过比较，我们可以大致判断一些不合理的因素，但是，如何在各种合理性之间进行比较则显得非常困难。此种情形类似于不同价值之间的不可比较性或者不可通约性。同样是从韦伯的工具合理性和目的合理性区分开始，关于合理性的研究也日趋复杂和多样，虽然“合理性”这一术语在使用上并未因此减少。哈贝马斯、普特南、马尔库塞、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等等学者都在为合理性的“巴别塔”（圣经中的通天塔）前仆后继地添砖加瓦，交往合理性、无标准合理性、事实一价值相统一的合理性、科学合理性、价值评价合理性以及实践合理性等等关于合理性的各种表述、论证和分类都被不断地堆砌其中。从学术进路上来看，西方哲学理论的探讨将合理性界定为“合乎理性”或者“合之于理性”，即把理性作为一种基本的衡量标准；而合理性的含义在国内讨论中有着些许变化，合理性的含义在很多场合中演变成了“合理之性”，即本身内在地含有某些符合既定标准的性质。这两种含义的形成和使用进一步加剧了在合理性含义问题上的模糊程度。就法律解释而言，以此种含义模糊的标准来评价其多样的解释结论，其后果是不言而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