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地区在这方面与台湾地区相仿，中央政府体制亦非三权分立，且亦为法律继受者。近年来因改革开放已逐渐迈向法治国家，各项立法需求甚殷，因此可以台湾地区立法经验为鉴，是否各部法典皆应”撷取各家之长“？其次，在讲求全球化与本土化以提升国家竞争力的同时，对于外国之法律制度是否应盲目全盘接收，或是考虑本身文化背景之不同，设计符合本身所用之法律规章，是一严肃且艰难之课题。
（五）独立机关能否独立”行政院组织法“第9条规定”行政院“下设置”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平交易委员会“及”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以下简称”通传会“）等二级独立机关。独立机关的制度设计与运作为行政法学界所关注，尤其聚焦在”通传会“的人事任命程序与诉愿管辖的争议上。”通传会“是台湾第一个成立的实质独立机关，却在充满政治争议背景的情形下挂牌，[45]尤其该会为新闻媒体的主管机关，因此自设置以后受到许多干预、一路走来十分颠颇，尤其是在个案决定的诉愿管辖归属问题。学界本来有很多讨论、实务上判决看法也不相同，但”最高行政法院“2008年12月份第3次庭长法官联席会议决议（一）公布后，实务界认为”通传会“的行政处分诉愿案件应由”行政院诉愿审议委员会“审议。[46]独立机关的设置是希望透过组织的独立性与专业性，就特定领域的管制形成合理的决策；如果不能自为诉愿管辖，如何能独立运作，”最高行政法院“此一决议可说是行政法理论之一严重倒退！
（六）个人尊严与整体公益如何调和处于动荡不安的状况时，政府较无法顾及私益，即所谓”紧急即不认识法律“；[47]但紧急时并非无法律状态，而是由平时法进入紧急时期法制之状态，台湾已回归”宪法“多年，对公、私益的调和已有成效。然而，随着台湾法制逐渐齐备，人民权利意识高涨，行政法除着重私益的保护外，对”人性尊严“的重视也与日遽增；但伴随高科技的风险社会到来，[48]风险管理也不可漠视。人性尊严是基于个人自由基本权利保护原则，而风险管理则常须从整体公益考虑，因此如何调和两者，有其困难。[49]
四、未来展望（一）方法论之突破研究民国初年范扬、赵琛等人的行政法学方法论注重”以理说法“，[50]城仲模教授则指出行政法学研究方法”由学理性的精深阐述，而至大量援引判决、先例的案例分析“的变化，[51]如叶俊荣教授提出的”三层次分析“方法即为一例；[52]近来刘宗德教授也提出一套较有系统的方法论，主要分为三个阶段：行政法律关系之厘清、[53]行政行为形式之分析、行政法律制度之配套。[54]除此之外，在行政法总论的发展达到相对成熟的程度时，其与行政部门法之关联，也应该注意两者互动影响的关系。[55]
（二）电子化政府之建立电子化及网路化给人们生活带来极大便利，带来所谓”资讯革命“，[56]在其改变人类生活型态之际，也同时对传统行政法学造成极大冲击，如：网路拍卖是否视为营业行为、应否课税？又如政府公文e化及改采电子签章之后，其送达及时效应如何计算？又如政府资讯、服务的线上提供、线上沟通、网路安全、隐私保护等，[57]凡此皆为新技术问世后所衍生之行政法学新问题，有待立法或修法俾利跟上科技进步之步伐。而另一将来可能影响行政法体系建构者为，是否可能以”电子化“全面取代”书面化“的问题。[58]
（三）涉外行政法之统整台湾自古即为一移民社会，然对于外来移民权利保障之相关研究却如凤毛麟角；[59]近20年来，台湾地区出现很多大陆籍、东南亚籍配偶，俨然成为另一庞大族群，在地球村、全球化的潮流下，此种人口移动只会越来越迅速、越来越频繁，因此行政法学者必须正视此一趋势，并给予高度关注。另一方面，海峡两岸早期是大陆地区向台湾开放，优惠的政策更吸引台湾人民至大陆就学、经商，因此有关台胞的投资、保障法规相对健全；近来则是台湾地区加快对大陆的开放，如”陆生三法“、”自由行“等。两岸的合作交流如打击犯罪、取缔走私有显着成果，固然令人欣喜，但仍有进步的空间，如台湾居民在大陆的工作权仍有限制，就学条件也并非完全比照公民待遇”，关于这种特殊行政法律关系的探讨，相关研究却付之阙如；相对于商法、刑事的紧密发展，似乎有待行政法学界加以关注。[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