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未定型化行政行为“为近年来学说多所讨论，但其范围究竟应包括哪些行为则未见一致。吴庚认为”未定型化行政行为“应指”行政程序法所明定之行为型态以外，含有意思表示因素行为“，且可分为四类。[34]
（三）法治观念屡遭冲击法治社会是西方文明最骄傲的成就，法治社会的建构更是维系现代化国家长治久安的不二法门。法治理念虽因时代与国度之移易而变化其界说，但是”务求客观的法的支配、避免主观的人的统治“的本质则未尝稍异。中国社会制度几千年以来的特色便是”人治“，因此”得明主而治，遇昏君则乱“，此一特色也许是我国不能发展出类似西方法律制度之一大原因。
现今台湾正逐步迈向法治社会，但仍有很多社会现实与理想尚有很大差异，此由政府建制中设有各种临时性”跨部会（局处）小组“可以略见端倪；因为不论”中央“或地方政府，皆依职权设置各种部会或局处，”中央“有”行政院“院务会议、地方政府亦有县（市）政府会议，其下尚有主任秘书居中协调，按理应可依现制处理各种事务，若事必依靠临时性之跨部会小组，则常设机关之功效是否不彰难免令人质疑。
再者，以2009年中南部”八八水灾“为例，台风甫登陆之际，”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即有官员进驻，[35]各地方政府亦设立紧急应变中心，并由首长亲自坐镇。台风过后，中南部严重受创，社会各界纷纷指责马英九未颁布紧急命令以致影响救灾进度，并要求撤换行政院长刘兆玄；各地灾民亦因地方首长未前往其居住灾区视察，指责政府救灾不力、对灾民漠不关心。实际上依据”灾害防救法“§4规定，[36]灾害救助之主管机关在中央为内政部，因此究责之对象应为内政部长；然台湾地区现在流行一特殊现象，即不管发生大小事故，都要检讨”总统在干什么“、[37]”阁揆到哪里去了“，可见台湾人民仍停留在期待”英明领导人“统治、搞”英雄崇拜“的思维。事实上若政府体制完备、运作顺畅，则何必事事都要领导层峰亲身叁与，若总统、阁揆必须事必躬亲，无疑宣告其行政团队出现瑕疵，行政组织亦有待调整。
（四）法律殖民存在遗毒早期台湾处于威权统治，行政法被视为对统治者的限制因而压缩发展空间，当时所谓行政法是为了控制社会秩序而存在，并常成为侵害人民权利的来源。因此当时学者以引进外国学说与制度的方式，尝试改善台湾行政法浓厚的威权倾向，为贫瘠的台湾行政法学建立基本的论述基础。此种法律移植虽然有其时代贡献，然而发展至今却演变成各自拜神的法律殖民主义；也就是学者将其留学母国的法律体系或法学理论，直接或间接套用在台湾社会现况，忽略二者之间历史文化、政经情势的差异；更有甚者，不同留学背景的学者彼此之间甚少交流，因此虽然德国制度、日本作法、美国学理百花齐放，但唯独欠缺台湾观点。[38]
虽然翁岳生教授早在1993年便已提出呼吁”对外国学理与立法例的采择，应注意国内历史背景与各国历史与社会背景的差异，……学习时要审慎选择，而非全盘接受。应该要考虑到哪些适合我们的需要，哪些不符合我们的社会环境与民情的要求“，[39]但此种”中西兼容并蓄“的情形却不见改善，即以”行政程序法“之立法工作而言，至少便有留学德国、日本及美国之学者叁与，该法虽以德国《行政程序法》为母本，然举凡美国法之”听证“[40]、日本法之”行政指导“[41]及我国固有之”陈情“[42]皆包容并蓄，即为最好例证。
上述”行政程序法“引进诸国不同制度，仅体例上稍显箝格不入，运作上尚称顺畅，问题较大者为依据五权宪法所建置之”中央“政府体制。台湾地区”中央“政府体制，大体上系依据孙中山先生所创”五权分立“所建置，所谓”五权分立“系孙中山先生”因袭我国固有之思想“、”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而独创之政治制度，除传统三权分立之外，尚包括考试、监察两权；”中央“政府除”国民大会“外，尚设置”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监察院“与”考试院“，其中”国民大会“、”立法院“及”监察院“共同相当于民主国家之国会，[43]其后经历数次修宪才逐步走向以”立法院“为单一国会；而”考试院“、 ”监察院“更与”行政院“之权限有若干重叠不易区分之处，造成”中央“政府体制非常紊乱。[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