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探讨死刑适用范围的大小，除了法律的阶级性以外，更重要的是当时统治者对形势的把握。而这一点，唐初统治者能给我们以很大的启示。应该说，与后来的大唐盛世相比，唐初统治者所面临的形势并不那么太平。经过隋末农民大起义以及朝代更替的战争，整个社会形势极不稳定。《贞观政要》就载：“太宗自即位之始，霜旱为灾，米谷踊贵，突厥侵扰，州县骚然。”可以说，唐初统治者面临的是一个天灾人祸交加、内忧外患不断的形势。面对如此局势，执行怎样的法制指导思想，也曾在统治集团中引起很大争论。这从贞观九年(635年)唐太宗与侍臣的一段对话中即可看出。“太宗谓右仆射李靖等曰：‘人君之道，唯欲宽厚。非但刑戮，乃至鞭挞，亦不欲行。比每有人嫌我大宽，未知此言可信否？’魏征对曰：‘古来帝王，以煞戮肆威知者，实非久安之策。臣等见隋炀帝初有天下，亦大威严。而官人百姓，造罪非一。今陛下仁育天下，万姓获安。臣下虽愚，岂容不识恩造’。”{10}《新唐书·刑法志》亦载：“太宗以英武定天下，然其天姿仁恕。初即位，有劝以威刑肃天下者，魏征以为不可，因为上言王政本于仁恩，所以爱民厚俗之意，太宗欣然纳之，遂以宽仁治天下，而于刑法尤慎。”{11}唐初君臣并没有被表面现象所迷惑，而是敏锐地发现当时社会的大趋势是人心思定，新的政权、新的统治者得到了民众的普遍认可，“自京师及河东、河南、陇右，饥馑尤甚，一匹绢才得一斗米。百姓虽东西逐食，未尝嗟怨，莫不自安。”因而尽管唐太宗因玄武门之变而导致拥护太子李建成、四子李元吉的“息隐、海陵之党，同谋害太宗者百千人”，但他仍采纳了魏征的建议：“自古为化，唯举大体。尧、舜之时，非全无恶，但为恶者少。桀、纣之世，非全无善，但为恶者多。譬如百丈之木，岂能无一枝一节。今官人居职，岂能全不为非。但犯罪者少，取是天理”{12}，仍然选择了“宽仁”之政，而不是靠威杀来镇压政敌，统治人民。这是唐代刑罚较为轻缓，死刑大幅减少的重要原因。
值得注意的一个历史现象是，中国历史上的刑罚轻缓与死刑大幅减少的时期，多不是在号称盛世的朝代中期，而是在王朝建立之初。统治者对自己统治地位的合法性、正当性高度自信，被统治者对陷自己于灾难的残酷刑罚深切痛恨，整个社会在经历大的社会动乱之后建立起了对犯罪的较高容忍度，这些均是刑罚得以轻缓与死刑得以减少的重要因素。这为当今世界一些国家废除死刑的实践所证明。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王朝进入鼎盛时期，上述条件反而会有所削弱而不是加强。因此，反而会出现王朝发展的高潮时期，刑罚逐渐变得严酷、死刑逐渐增加的情况。当然，就中国历史上各朝代来说，这一情况可能更多地不是表现在立法上，而是体现在司法实践中。
二、死刑的减少应更多地靠司法实践
唐代立法，自《贞观律》，再加以永徽年间的注疏所形成的《唐律疏议》，之后基本没有变化。唐代关于死刑的立法，也基本停滞。虽然死刑立法停滞，但唐代死刑的实际状况却并不如立法那样确定。有两个关于“八议”的案例可以说明这一点。
“八议”制度起源于周代“八辟”，即是对于“亲”、“故”、“贤”、“能”、“功”、“贵”、“勤”、“宾”等八种人的特殊处罚之法。“八议”正式入律起于三国曹魏的《新律》，此后历代相承，唐律中规定得更加明确而具体。设立“八议”制度的目的是“重亲贤、敦故旧、尊宾贵、尚功能”。唐律规定：“诸八议者，犯死罪，皆条所坐及应议之状，先奏请议，议定奏裁”，即是把其行为事实记录下来，然后再把其为什么列于“八议”的原因录上，向皇帝报告，请求讨论。然后再根据皇帝的命令召集大臣讨论，再把结果报告给皇帝，由其最终决定刑罚。而且，“议者，原情议罪，称定刑之律而不正决之。”。就是说，所谓的“议”，就是要原情议罪，推究其犯罪本意，公正评议其犯罪事实。并且，在向皇帝的报告中，只列出应当据以定罪的法律，而不明确判决其应当受到什么样的刑罚。之所以这样做，《唐律疏议》指出是依据《礼》所说的“刑不上大夫”的原则而制定的对贵族官僚犯罪“犯法则在八议，轻重不在刑书{13}”。对于“八议”，唐律也有限制，即是“其犯十恶者，不用此律”，即犯了唐律所规定的“谋反、谋大逆、谋叛”等“十恶”重罪者，不享受“八议”特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