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学研究方法的转型
——兼论在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使用实证研究方法的意义
樊崇义;夏红
【摘要】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方法从阶级分析方法的一元化开始，经历了注释研究方法的普遍化阶段，并经由比较研究方法的推广路径开始了研究方法多元化的发展。在诸多的研究方法中，实证研究方法以经验事实为出发点，具有研究范式的多样性、系统性和严格的规范性、程序性等特征。实证研究方法在刑事诉讼法学中的推广和应用有助于形成刑事诉讼法学的独立品格。
【关键词】方法；研究方法；刑事诉讼法学；实证；实证研究方法
【全文】
引言：方法与研究方法
“方法”一词来源于希腊语，具有“沿着”和“道路”的意思。语义学的解释是“按照（沿着）某种途径（道路）”。因此最粗浅地理解，方法是实现目的的手段和中介。在学术研究的范式中，“方法”即沾染了形而上的价值判断，因此其语义似乎也变得不很确切起来。在哲学中，方法是成为主观与客观之间沟通的桥梁，对方法的理解和甄别成为哲学流派区分的重要标志。在法学领域，学者们一般认为方法有两个层面的含义：方法论和研究时采用的具体的方法。方法论是“把某一领域分散的各种具体方法组织起来并给予理论上的说明”。[1]而在其他学科研究中，他们认为方法有三个层次。[2]具体到研究方法而言，他们认为“研究方法是从事研究的计划、策略、手段、工具、步骤以及过程的总合，是研究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以及程序和准则的集合。”研究方法有三个层面的表现：方法论层面，即指导研究的思想体系；研究方法或方式，即贯穿于研究全过程的程序与操作方式；具体的技术和技巧，即在研究某一个阶段使用的具体工具、手段和技巧等。[3]很显然，三层次说的划分更加细致，其对实践的指导意义也更有针对性。
笔者在这里讨论的研究方法问题，原则上不涉及第一个比较抽象的层面，即方法论层面，而主要从具体的研究范式讨论研究方法问题。
对于研究者而言，研究方法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他必须了解可供选择的方法，并根据研究问题的特性和研究目的来决定采用何方法以实现研究的有效性。而且每个研究者都需要在研究之前明确：任何研究方法都不是万能的，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缺陷，因此需要通过研究方法的多元化来扬长避短。
一、刑事诉讼法学研究方法回顾
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作为中国法学研究的一个缩影，能够典型地映射出中国法学研究方法的演行轨迹。建国以后，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方法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
（一）研究方法意识形态化：阶级分析法[4]的一元统治
这是一个很长的时间跨度，建国后的刑事诉讼法学经历了初创、停滞两个阶段，历时三十余年的时间。在这段时期，阶级分析方法是法学研究的核心方法。研究方法的同一性和整体性是这一时期的显著特征。法学研究的这种局面是将阶级分析方法绝对化、意识形态化的表现。在法学研究领域，阶级分析方法片面强调阶级意志论的法的本质观；把法的阶级性摆在压倒一切的地位上；把法单纯视为统治阶级进行专政的工具；具有“法学中的国家主义倾向。”[5]刑事诉讼法作为典型的“镇压犯罪”的法，当然必须时刻牢记阶级斗争，用阶级的方法分析问题。
而且，我国刑事诉讼法学初创时期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对前苏联刑事诉讼法学理论的大规模移植。[6]在继承了其理论衣钵的同时，也自然而然地接受了其分析和研究的方法。前苏联刑事诉讼法学在研究方法上，强调刑事诉讼法学的党性（阶级性），并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研究刑事诉讼法学的唯一的科学方法。对我国刑事诉讼法学影响极大的切里佐夫编著的《苏维埃刑事诉讼》中明确阐明“苏维埃刑事诉讼科学是一门具有党性的科学。”[7]楚贡诺夫在《苏维埃刑事诉讼讲稿》中也宣称：“苏维埃刑事诉讼科学的方法是唯一科学的认识方法——马克思辩证法。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苏维埃刑事诉讼科学的理论基础。苏维埃刑事诉讼科学也和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任何部门一样，是一门党性的科学。”[8]我国上世纪50至60年代的刑事诉讼法学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学的党性”是与前苏联的观点和方法一脉相承的。此种方法应用的结果就是对“资产阶级国家刑事诉讼”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刑事诉讼”持否定和批判的态度，而对“苏维埃刑事诉讼”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刑事诉讼”则持肯定的态度。在50年代后期的反右运动中，诉讼法学界将阶级分析方法运用到极致，把“审判独立”、“自由心证”等诉讼原则或制度，均当作“资产阶级旧法理论”而加以批判；坚持这些理论的学者有的还被定性为“右派”，受到政治上的歧视甚至人身迫害。[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