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选择学派理解的“经济人”假设在政治领域的应用强调了以下特征：
第一，这是一种一致性行为动机假设，统一适用于所有参与公共选择的个人———选民、官僚、法官和立法者等等。布坎南反复强调：公共选择的首要内容可以归纳为在所有行为环境中人们都应被看作是理性的效用最大化者这个命题的“发现”和“再发现”。[28]
第二，这是一种广义的经济人假设，这里定义的“个人利益”或“个人效用”既包括经济利益，也包括非经济方面的满意和幸福感。所有公共官员的共同特征都是追求权力最大化和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例如对行政官僚，尼斯卡宁列出了一个可能的目标组合：“薪奉、职务的特权、在公众中的声望、权力最大化、保护人的身份、部门的产出、作出改变的自由自在感和控制该部门的自豪之感。”[29]
第三，经济人假设既不要求人们“应当是这样”，也不声称人们“实际上是这样”。一种依赖一定的行为假设而建立起来的实证理论尽管必然要涉及到假设的经验性质，即假设与现实相符合的程度。但是，假设不是复制经验世界，一种实证理论的成立不取决于假设的“真实性”，而主要看由假设和相关的理论模型推导出的结论是否逼近被观察到的经验事实。比如，尽管牛顿在自由落体定律中作出的物体是在真空中下落的基本假设是不真实的，但由于它极其准确地预言了真空世界中各种不同物体落体的情况，使之仍不失为一个很有价值的理论。公共选择学派，尤其是弗吉尼亚学派，关注的问题不仅是经济人假设在描述和解释上的合理性，而且更重要的是，认为经济人假设在制度比较分析中包含了博弈论中的“极小极大原则”，特别契合于机制设计。[30]相反，利他主义假设使机制设计中的一切激励和约束变得多余，因为在一个天使的世界里，是不需要政府和法律的。但是，经济人也不是魔鬼，在适当的制度约束下，个人效用的最大化行为也会自觉增进社会公共利益。这也就强调了法律和变法的必要性和极端重要性，围绕这一见解而建立起来的“宪法经济学”就是弗吉尼亚学派试图对政治市场的基本博弈规则进行改革，以使得公共官员的自利行为客观上与公共利益的要求相一致的学说。
在市场上自私自利行事的人们在政治生活中几乎不可能完全利他地行事。由此导致的分析指出：至少在某一程度上，出自私利而行动的政党或当局，将试图得到尽可能多的选票，以便达到权力地位或者收到大笔预算拨款。这类分析在近年来已经变得普遍了，而且也许是公共选择理论最广泛为人们所知的方面。[31]
公共选择理论为建立统一的行政法学实证理论提供了一致性行为动机假设。长期以来，行政法学者在描述、解释和预测行政法现象时一直是以庇古隐含的双重假设为前提的：个人在市场上(个人决策领域)受自私自利的动机驱使，在政治决策(集体决策)场合又摇身变为克己奉公的圣哲。即个人在作为行政相对人时，是关注自身利益的，如申请许可证，但一旦成为行政官员后就变成利他主义者了(“人民公仆”)，如根据“公共利益”的需要考虑是否颁发某项许可证。在整个20世纪，大量的政府管制和行政立法正是建立在政府和官员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这一假设上的。[32]公共选择理论从分析方法和行为假设上提出了主流行政法学的难题所在，并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思路。
四、作为交易的政治
如前所述，公共选择学派将个人的市场选择模式类推适用于政治市场，从而使政治成为类似于市场自愿交换的互惠过程，即个人参与政治是一种旨在寻求增进相互利益时所进行的正和博弈。布坎南强调：“只有关于人类行为的经济人假设与作为交易模式的政治结合在一起，一种关于‘政治的经济理论’才会从主流经济学的困惑中走出来。”[33]
作为一种分析方法，政治市场分析包含着四个基本命题：
第一，政治市场是经济市场向政治领域的逻辑延展。自罗宾斯1932年发表《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以来，主流经济学一直将自身研究对象和性质定义为关于探究稀缺资源的配置及其效率的科学。这种理解将制度和法律视作影响个人选择及其结果的一种外生变量，即局限于“在制度约束下的选择”，而不包括“对制度的选择”。布坎南领导的弗吉尼亚学派彻底抛弃了这一传统，而将重点转向对交易的起源、性质和制度的研究，提出了“经济学是交易科学”的著名命题。而且当经济学家将市场中的简单交易(典型的买卖关系)自然地扩展到复杂的交易时，就为理解政府和政治过程打开了一个新的透视窗口———用交易政治模式替代了传统的权力政治模式。这种视角的转向使经济与政治、或市场与政府、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的分界线消失了，政治市场和经济市场重新建立在统一的交易模式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