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刑罚谦抑性理念之下，改革刑罚结构，就需要反思生命刑与自由刑并慎用之。犯罪原因多样，而刑罚功能有限，因此，刑罚的轻缓化是必然的趋势。在诸种刑罚结构中，以生命刑、自由刑为主导的刑罚结构是重刑结构，而以财产刑和监禁替代措施占主导的刑罚结构是轻刑结构，介于两者之间的则是自由刑和财产刑为主导的刑罚结构。就我国刑罚而言，现行刑罚结构是以死刑和自由刑为中心的重刑刑罚结构，加之死刑适用与自由刑的侧重监禁化执行，因此突出发挥的是刑罚的惩罚功能。刑罚谦抑性要求，刑罚结构改革必须使刑罚成为控制犯罪、防卫社会的最基本要求的处罚方法。当然，根据谦抑刑罚结构的改革也要考虑刑罚的设置与适用应以不侵犯犯罪人的合法正当权益为限度，既要防止残酷的刑罚；也要禁止处罚不当罚的行为，防止刑罚过剩。
四、刑罚目的观之因应
刑罚目的是设定、实施刑罚所追求的目标，刑罚目的决定了刑罚圈及其体系。对刑罚目的存在报应说、预防说、报应与预防说（折中说）三种观点，[3]且报应与预防说在理论的争鸣中处于优势地位。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历史时期，刑罚的目的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原始的报应主义刑罚以赎罪为目的，因此，就有了“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的惯例，刑罚结构当然就以严厉为本，法自君出，严刑峻法。如我国古代韩非的法治思想就在秦代刑罚立法与司法实践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萨克森法律中世人所称的“阿尔弗雷德”定罪中明确规定，如果一个人将另一个人的门牙打掉，他必须拿8个先令作为赔偿金，如果击落的是边齿则赔偿4先令，门齿则赔偿15先令。{12}在西方中世纪的黑暗年代里，这种绝对的报应主义思想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康德是第一个明确提出绝对主义刑罚理论的法学思想家。近代以来的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刑罚理论，其报应主义理论的根源莫不是来自于康德的法哲学。不过，康德的绝对报应主义思想是建立于原始的报应主义和正义的精神理念之上。但是，康德的报应主义思想存在的局限性也同样是明显的，他强调有罪必罚，刑罚是犯罪的必然结果，所以必须要有严厉的刑罚，这是同态复仇思想的体现。与康德不同的是，黑格尔提倡辩证地看待罪刑关系。在黑格尔看来，犯罪是对法的否定，则刑罚是对犯罪的否定，这反映了否定之否定规律。黑格尔与康德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主张以法律尺度为基础的等质报应和罪刑均衡。因此，应该坚持等价报应。犯罪的虚无性本身所包含的否定因素即是刑罚。刑罚与犯罪内在的同一性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外在的同一性则是相对的，有条件的。{13}黑格尔提倡报应主义，但认为决不能以刑罚为手段进行同态复仇。
受文艺复兴运动的影响，报应主义思想发生较大的变化，预防刑思想成为主流。古希腊哲学家普罗塔格拉是最早的代表人物。他认为：“如果用理智来处罚一个人，则并不是因为被处罚者犯了不法，因为处罚并不能使得业已发生的不法没有发生。刑罚应该是因为未来而存在的，是为未来而处罚，使得其他人或者是被处罚者本人不再犯同样的不法。”{14}欧洲的启蒙思想的影响深远，尤其是在孟德斯鸠、贝卡利亚、边沁等为代表的思想家的推动下，刑罚预防目的和思想观念得到了大力地提倡。其中贝卡利亚撰写了《论犯罪与刑罚》一书，在书中他猛烈地抨击了中世纪封建刑罚的严厉与残酷。在贝卡利亚看来，刑罚根本就不可能消除业已产生的犯罪现象，“刑罚的目的仅仅在于阻止罪犯重新犯罪，并规诫其他的人不要重蹈覆辙”。{15}边沁将贝卡利亚的双面预防思想进一步向前推进，他认为，人是趋利避害的动物，遵循痛苦与快乐平衡的法则，并因此而导致了犯罪的消长变化。“惩罚的首要目的是防止以后发生类似的犯罪，过去的毕竟只是一个行为，而未来则是不可限量的。已经实施的犯罪只是涉及到一个人，而未来可能发生的类似犯罪却是影响着整个社会的。”{16}于是，刑罚在预防目的上也就逐步形成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两个层面。按照一般预防目的的要求，就要在刑罚结构的设置上坚持罪刑均衡。“公众所关心的不仅是不要发生犯罪，而且还关心犯罪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尽量减少些。因此，犯罪对公共利益的危害越大，促使人们犯罪的力量越强，制止人们犯罪的手段就应该越有力。这就需要刑罚与犯罪相对称。”{15}一般预防更加强调刑罚威慑，但是过于强调威慑，刑罚的严厉性就是不可避免的，在一定程度上有导致国家恐怖的危险。所以，不能单方面强调一般预防，机械地、无差别地推行罪刑均衡原则。以龙布罗梭和菲利等为代表的实证学派思想使刑罚特殊预防目的观得到张扬，兼顾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的综合论就成为必然的选择。如李斯特就提出，矫正可以矫正者，不可矫正者使之不为害。特殊预防既考虑到了犯罪的多因性，也考虑到了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强调刑罚个别化。既然如此，对犯罪人设置刑罚时，就应当区分不同的情况，设置不同的刑罚，教育与矫正是刑罚关注的重心。如此使刑罚结构能够体现出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严厉的刑罚惩罚与人性关怀的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