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罚结构改革之观念基础
董邦俊
【摘要】刑罚结构改革是我国刑法文明发展的必然要求，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指引下，刑罚结构改革已经具有了坚实的政策基础。目前，我国法学界对《
刑法修正案（八）》的讨论如火如荼，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就是关于刑罚结构的调整。刑罚结构的改革，离不开科学的犯罪观、刑罚功能观、刑罚价值观的指引，并要考虑当今世界刑罚改革的趋势。唯有如此，才能使
刑法在保障人权与保护社会之价值选择上实现真正的平衡与协调。
【关键词】
刑法结构；改革；刑事政策；观念基础
【全文】
一、犯罪现象与社会控制模式之互动
犯罪现象是人类的沉疴痼疾，在阶级社会中必将长期存在。有了阶级利益，就必有阶级冲突，犯罪现象的存在当然也就不可避免。中外学者的研究表明，只要犯罪现象的质与量存在于社会的可控制的范围内，则这种现象就是正常的。马克思认为，因犯罪产生了法学家、警察等职业和法庭、监狱等司法机构，所以，其具有辩证的价值。我国也有学者专门探讨了犯罪的正向的价值，应当说科学的犯罪观是应对犯罪的必然要求。法国著名社会学家迪尔凯姆曾指出：“犯罪不仅是见于大多数社会，而且见于所有类型的所有社会，不存在没有犯罪行为的社会。只要犯罪行为没有超出每类型社会所规定的界限，它就是正常的。”{1}在迪尔凯姆看来，犯罪虽然形式不同，行为不同，但不论是何种年代，统计数据已经表明，犯罪与社会的基本条件密切联系在一起。虽然犯罪在手段上可能不断升级，但在量上有增无减。犯罪的质与量的变化也推进了道德和法律的进化。
犯罪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关于这一点，菲利做过深刻的论述，他认为犯罪是由自然原因、人类学原因、社会学原因三种因素造成的，不存在天生犯罪人。每一个社会都有其应有的犯罪，这些犯罪的产生是由于自然及社会条件引起的，其质和量是与每一个社会集体的发展相适应的，因而符合“犯罪饱和法则”。与此相类似的是，20世纪中叶，犯罪社会学者提出了“一般化犯罪理论”。如根据美国学者科恩和费尔森于1979年首倡的日常活动理论，任何一起直接接触的掠夺性犯罪的产生，均需具备以下三个要素：一个具有能力及倾向的犯罪人；合适的标的物存在；足以吓阻犯罪发生的抑制者不在场。所谓“具有能力及倾向的犯罪人”，是指一个“低自我控制者”。一般来说，如果一个人在幼年、特别是在儿童时期，若未受到良好的社会化，即易产生低自我控制。“合适的标的物”，是指人或物对犯罪者的吸引力，标的物的能见性、可接性及其习性。“抑制者”，是指警察或一般足以阻吓犯罪发生的人。一般化理论对世界各国刑事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少国家以此为借鉴，制定了一系列保护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预防措施，以减少犯罪机会。李斯特认为，大众的贫穷是培养犯罪的最大基础，也是遗传素质所以质变的培养液。改善劳动阶级景况是最好的和最有效的刑事政策。正如我国著名刑法学家高铭暄、陈兴良教授所言，犯罪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社会、心理与生理诸种因素互相作用的产物，其存在具有某种社会必然性。因而，在这种社会必然性消失之前，完全消灭犯罪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2}刑罚只是防卫社会的一种手段，而不是主要的手段，预防和控制犯罪的根本方法是消除犯罪产生的原因，这恰是刑罚无法完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