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刑罚效果层面的分析
德国有部分观点将刑罚执行的效果与累犯的本质联系起来，指出累犯人的刑罚敏感度（Strafempfaenglichkeit）更低，后罪的量刑之所以要从严，就是为了弥补刑罚敏感度不足所带来的刑罚效果的不充分。{19}因而，累犯的本质在于行为人刑罚接受能力的弱化或缺失。{20}这与其他观点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在累犯人与刑罚的关系中探讨累犯的本质。而此前所有的观点都是在累犯人与规范的关系中寻找累犯的本质；而在行为人面对规范的关系中，永远找不到区分习惯犯与累犯的实质标准。
可以结合国家对犯罪的基本态度，对这种观点进行更深层次的分析。对国家而言，犯罪是一种恶，但同时也是一种正常现象。国家相信，对比较轻微的犯罪，通过自由刑以外的手段已足以达到抑制与改善的目的；即便是严重的犯罪，通过自由刑的威慑、剥夺、矫治与改良，也足以消灭行为人再犯的可能。因而，自由刑是国家应对犯罪最重要甚至是最后的手段[6]。但国家设定自由刑（包括法定刑幅度以及一般意义上的刑罚裁量制度）只能以社会一般人的正常刑罚接受能力为基准，考虑他们可能具有的生理、文化以及价值特征。因而，异于常人的生理、文化或者价值特征就溢出了自由刑设置考虑的范围。对这些人而言，通常的自由刑体罚不足以造成精神或肉体上的痛苦，一般的矫治与改良不足以动摇他们的价值观念。也即，这些人具有一种抗自由刑效果的人格特征。在符合累犯形式条件与实质条件的情形下，行为人的这种人格特征完全被体现出来。为了防止这种人格特征对社会造成危害，国家可能作出两种回应：一是提升刑罚的幅度，科处更重的刑罚；二是更换措施，例如并处或者转处保安处分。
可见，设置累犯制度的根本原因在于应对特定类型的行为人人格，而这种人格呈现的内容不是反规范，而是对自由刑感知的迟钝或麻木。简而言之，累犯的本质即行为人人格中的自由刑钝感[7]。同样体现出一定人身危险性的习惯犯，之所以未作与累犯同等的处理，是因为习惯犯虽然形成了一种犯罪的癖性，但这种癖性是抗规范而不是抗刑罚的。感冒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当前通行药品产生了抗体的感冒，这正是累犯需要从重处罚的原理。
（四）结论
既然累犯的本质是自由刑钝感，累犯前提的重心就应当是接受自由刑处罚的经历，而不是犯罪。因而，累犯不关注前罪是故意犯罪还是过失犯罪。对于未成年人而言，由于其生理、价值观等各方面都尚未成型，未成年期间的自由刑感知与成年人可能会有差异，所以未成年期间的受刑经历不得作为累犯的前提，也即，作为累犯前提的受刑经历，主要部分必须处在已成年期间；但作为刑罚前提的犯罪则完全可以是未成年人犯罪。
四、可能的疑问
一方面的质疑可能来自于通说的支持者。本文的结论和通说相去甚远，而且，它又没能站在道德的上游，不是“有利于被告人”或“有利于（曾经的！）未成年人”的结论，因而其存活会变得非常艰难。但它并非异想天开的结果，甚至不只是作者的“纸上谈兵”。学术研究的结论是否荒谬，不在于学者的感觉，而在于现实层面的影响。在这种意义上，实际上更可能引发不合理的结论的，恰恰是通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