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俄罗斯政府应对恐怖主义犯罪的措施。
谢炜在《试析普京政府怎样对付俄罗斯的恐怖主义活动》[13]一文中指出了车臣恐怖势力的猖獗活动、国内魔鬼崇拜邪教的泛滥、高科技恐怖主义的危害都给俄罗斯的社会安全带来了极大的挑战。普京执政后的俄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新举措，包括从民族凝聚力、打击力度、军事科研、新闻媒介、外交渠道等方面着手出击，以对抗恐怖势力。张杰在《俄罗斯的恐怖主义犯罪及反恐措施》[14]一文中概述了2001-2003年俄罗斯恐怖主义的快速增长状况，指出了恐怖主义与民族分裂主义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车臣地区的特殊性使破案率极低、不同阶层间分配收入差距过大、缺乏足够的国家监督、民主自由被过分夸大和利用、以及一些外部因素导致恐怖主义犯罪的上升，提出了规范国内立法、推进民主进程、与非法移民积极斗争、加强国际合作等反恐措施。田燕和杜来福在《恐怖主义对俄罗斯的现实威胁及俄政府的对策》[15]一文中分析了恐怖主义对俄罗斯的现实威胁并指出了俄政府的应对措施：发展经济、文化教育事业，稳定社会秩序，加强反恐立法、强化反恐机制，加强对新闻媒体的控制，加强国际反恐合作等。
（三）从法学的角度看俄罗斯关于恐怖主义犯罪的立法及其对中国反恐立法的借鉴。
赵秉志和杜邈在《俄罗斯与中亚诸国反恐怖主义法述评》[16]一文中指出，俄罗斯与中亚诸国相继制定了反恐怖主义法，来应对日益严重的恐怖主义威胁，其中包括基础性、预防性、处置性、制裁性与恢复性内容。这些反恐法的主要特点表现为：均采取了独立式的立法模式、注重与其他法律法规的衔接、以立法推进反恐怖机制建设、体现了国际合作反恐的精神、肯定军事反恐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力求在维护秩序与保障人权之间寻求平衡等。许桂敏在《浅谈俄罗斯关于恐怖主义犯罪问题的立法》[17]一文中认为俄罗斯政府构建了独特的反恐立法屏障，其具有健全的反恐立法体系、众多的反恐立法罪名和完善的反恐立法机制。作者还择要概述了四种个罪：恐怖活动罪、劫持人质罪、侵害国务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生命罪、袭击受国际保护人员或机构罪，进一步分析了俄罗斯遏制恐怖主义犯罪的立法完善性，指出其对我国恐怖主义立法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许桂敏在她的另一篇论文《恐怖主义犯罪客体探析--以俄罗斯为例》[18]指出俄罗斯学界对恐怖主义犯罪的研究带有自己鲜明的特色：俄罗斯学者认为恐怖主义犯罪侵犯的客体是社会利益，主要是社会公共安全和权力机关正常运作；恐怖主义犯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而不是单一客体；恐怖主义犯罪是类罪而不是一罪，对恐怖主义犯罪客体必须给予正确定位。较新的一篇论文是贺千珊的《试论我国的反恐怖主义立法构想--俄罗斯及中亚诸国反恐怖主义法的启示》，[19]作者在文中指出我国的反恐怖主义立法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相关法律还未健全，同时也未形成一套完整的反恐怖主义法。因此，吸收和借鉴国外特别是俄罗斯和中亚诸国反恐法律的思想精髓，在明确概念、颁布专门的法典、设立专门的反恐机构等方面提出构想，进而推进我国的反恐立法工作。
综上所述，国内学界对俄罗斯恐怖主义犯罪问题的研究呈现出以下四个特点：（1）研究人员集中在国际政治和法学领域，历史学界尚未有人系统地研究此问题；（2）目前研究恐怖主义犯罪所涉及的时期以2000-2004年普京第一任期的四年为主，很少有涉及1990年代和2004年以后的成果，具有完整历史连贯性的研究几乎没有；（3）即使对2000-2004年的恐怖主义犯罪研究，也仅仅局限于对总体状况、原因措施等方面的研究，研究时期、研究领域都过于单一和集中；（4）由于国内学术界对此问题研究起步较晚，而且研究的规模和投入的力量都不是很大，导致成果分散且数量不多（平均每年仅有几篇论文发表），这就使得国内研究跟不上俄罗斯恐怖主义犯罪的发展趋势，出现一些研究上的薄弱地带和理论空白点。因此我们应该不断加强对俄罗斯恐怖主义犯罪问题的研究力度，争取在深度、广度上均取得一些成果和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