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可见，两岸刑法对抢夺罪的规定，在立法上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的地方。就相同之处而言，两岸现行刑法典对抢夺罪的规定都比较简略，且内容大致相同，这与抢夺罪的司法实际状况及其社会危害程度是相适应的，表明两岸在抢夺罪的惩治方面具有一定的共识，为两岸刑事司法协助的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不过，两岸在抢夺罪立法方面的不同之处，也是较为明显的。具体说来，主要有：（1 ）祖国大陆对抢夺罪的规定，基本上限于刑法典的规定，很少在单行刑事法律中涉及；而我国台湾地区的所谓“刑法”对抢夺罪的规定则采取了“刑法典”与“特别刑法”相结合的规定方式。笔者认为，我国台湾地区的所谓“刑法”的这种做法，既可以严密惩治抢夺罪的法律规定，同时又便于立法机关根据司法实践中所出现的新情况迅速及时地作出反应，从而有利于惩治抢夺犯罪。但从罪刑法定主义的要求出发，我国台湾地区的所谓“刑法”则应考虑将单行刑事法律中的有关规定纳入到“刑法典”之中。这样，一方面可以尽量避免法律规范之间不必要的冲突和重复，另一方面也可以提高法律规范适用的质量。（2 ）祖国大陆《刑法》中的抢夺罪只有一个罪名，对于不同情节、不同社会危害程度的抢夺罪，祖国大陆《刑法》并未在罪名上加以区分，而仅从量刑上予以区别对待。我国台湾地区的所谓“刑法”却不一样，除普通抢夺罪外，还单独设立了加重抢夺罪和常业抢夺罪两个罪名。当然仔细考察这两个罪的罪状规定不难发现，我国台湾地区所谓“刑法”中的加重抢夺罪和常业抢夺罪，并不是罪质异于普通抢夺罪的新的犯罪形式，而是罪质完全相同，仅是社会危害程度有别的普通抢夺罪的结果加重犯和情节加重犯。根据同质同罪，不同罪名必须是不同罪质之罪的原则，笔者认为，我国台湾地区的所谓的“刑法”对抢夺罪作如此详尽的划分，既过于烦琐、累赘，有违简明、精炼的刑事立法要求，又不利于司法实践对抢夺行为的正确定性，徒增司法实践的负担，并不可取。
二、海峡两岸抢夺罪构成特征之比较
（一）主体特征之比较
抢夺罪是一般主体的犯罪，即行为人只要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即可构成，并不需要附加身分条件。在这一点上，两岸刑法的规定相同。但在抢夺罪主体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上，两岸刑法则出现了差异。根据祖国大陆《刑法》第17条第2款的规定， 抢夺罪的刑事责任年龄应是16周岁；而我国台湾地区的所谓“刑法”对于所有犯罪的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都是14周岁，抢夺罪自然也不能例外。由于抢夺罪并非性质十分严重的犯罪，因而对于这种行为的性质以及由此可能造成的危害后果，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不一定能够清楚地有所认识，既然如此，就很难说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所实施的抢夺行为在主观上是出于故意。而如果让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对其实施的抢夺行为承担刑事责任，一方面有违主客观相一致的犯罪构成原理；另一方面，也难以达到预防和遏制犯罪的刑罚适用的目的。故笔者认为，我国台湾地区的所谓“刑法”对抢夺罪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似有检讨的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