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以上情形，原告辛德尔在万般无奈之下将在全美国占有市场份额最大的5家DES生产企业起诉到法院，其中便包含阿伯特实验室。在辛德尔案的审理过程中，加州最高法院发现其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面对传统侵权行为法中的因果关系规则。因果关系是美国普通法过错侵权诉讼的基本内容，也是几乎所有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因果关系一般要求在原告的损害和被告的过错行为之间建立起某种联系，如果欠缺这种联系，法院则会拒绝原告要求损害赔偿的诉讼请求。[9]在辛德尔案中，加州最高法院如果对原告提供救济，就必然承受被判甚至推翻传统侵权法中的因果关系理论的风险，而这也正是多数美国州法院拒绝对DES受害人提供救济的原因。但是，加州最高法院面对两难困境没有回避，而是通过梳理因果关系理论，以此为DES案件寻求救济的突破路径。
加州最高法院认为，在辛德尔案中，仅仅依靠法律技术和法律推理是无法解决案件中存在的因果关系证明问题的。由此，加州最高法院开始考虑能否通过法律政策和价值衡量的方式解决DES案件中的因果关系证明问题。因而，政策考量问题便成为加州最高法院解决辛德尔案的重要突破口。加州最高法院首先引用了其自身在埃斯科拉诉可口可乐灌装公司案（Escolav.CocaColaBottlingCo.）中协调传统规则与新情势之间关系的意见。在此案件中，加州最高法院认为，在大规模商品生产以及市场渠道日益复杂的情形下，传统侵权法中的过错责任原则已经不足以规制产品生产者对消费者的责任承担问题，因此法院应当承认因果关系规则的适当转变以适应变化的形势需要。[10]进而，加州最高法院引用了其在萨默斯诉梯斯案[11]中所阐述的立场——在无辜的原告和有过错的被告之间，后者应当承担损害的成本，并主张，辛德尔案中无法对因果关系进行证明并非原告的过错，尽管证据的灭失同样无法归咎于被告。做出这样判断的依据在于，被告的行为本身导致了证据的无法提供，因为其行为所导致的结果在迟延了若干年后才出现。同时，从更为宽泛的政策角度观察，加州最高法院认为被告能够更好地承担由缺陷产品导致的损害：一方面，缺陷产品造成的财产损害以及时间、健康的损害对于受到损害的个人而言可能具有毁灭性的，而对于能够参与保险并将保费作为运营成本而分配给全社会的企业而言则是相对轻微的[12]；另一方面，相对于受害人而言，生产企业在发现并处理产品缺陷以及对损害进行警示方面处于有利位置。由此，让制造企业为产品缺陷和疏于警示负责将使其在提供安全的产品方面具有充足的动力[13]。最后，加州法院认为，对于制药产业而言，以上的政策考量则显得更为重要，因为患者几乎没有任何能力保护自身免受有害药品的侵害——在有些情况下，这些侵害是致命的。
当在政策衡量方面做出了倾向于受害人的决定后，加州最高法院开始着手确立市场份额规则以贯彻此一决定。加州最高法院认为在现有的各种条件下，被告对原告造成损害的可能性可以通过每一个被告所生产和出售的DES药品占该药品全部市场份额的比例来确定。本案的原告主张，作为被告的5家制药企业所生产的DES占全部市场份额的90%。加州最高法院认为，如？Y_4=l果进行事实审的陪审团认为原告的主张是有根据的，那么这5家DES生产企业造成原告损害的几率就是90%，而另外200多家企业造成原告损害的几率则仅为10%；被告在造成原告损害方面如此高的概率足以作为要求其承担责任的依据。[14]
在确立了侵权责任的基础上，加州最高法院进一步主张，DES生产企业在市场中占有的份额与其造成损害的可能性之间存在着直接的联系，由此，被告造成原告损害的可能性就应依照其所占有的市场份额来确定。基于以上考虑，加州最高法院判决这5家DES生产企业按照其在市场中占有的相应份额来承担各自的责任，此外，当某一被告因破产等原因而无力承担赔偿责任时，为了使原告的损害获得充分的赔偿，其他被告应当对原告承担连带责任。
由此，加州最高法院便在美国法中第一次确立了市场份额规则。这一规则对传统侵权法因果关系规则做出了修正，也使DES案件的受害者获得了法律救济。之后，美国其他的州法院以此判例为依据为DES受害者提供救济。从而市场份额规则不仅得到更广泛地适用，也在适用中获得完善。1989年，在海默维茨诉埃里里公司案[15]中，纽约州上诉法院适用市场份额规则，并在一定意义上修正此规则，以使其适用于不同的个案。此后，华盛顿州最高法院在马丁诉阿伯特实验室案[16]中确立了名为“选择性的市场份额规则”。最早确立市场份额规则的加州最高法院，也在辛德尔案之后审理的布朗诉最高法院案[17]中，改变了被告承担连带责任的态度，而认定被告承担按份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