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关于行为规范
澳门刑法典第9条从区分作为与不作为的角度对可构成犯罪之行为做出了规定，[30]内容包括三个方面：第一，结果犯可以区分为作为犯和不作为犯；第二，不作为犯的成立要求不作为者在法律上负有必须亲身防止结果发生之义务，但未适当防止结果发生；第三，对不作为犯”得特别减轻刑罚“。应该说，澳门刑法典总则对不作为犯的规定是比较全面的。不过，比较与思考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刑法典关于不作为犯的规定，可以发现，澳门刑法典的上述规定仍存在一定的不足，应予以相应的完善。
（一）对结果犯形式的作为犯之规定是否必要
根据澳门刑法典第9条的规定，构成犯罪的事实包括适当产生法定罪状包含之一定结果的作为。由于作为在范围上不限于结果犯形式，还包括举动犯、行为犯等，[31]因而可以确定上述规定并不是要对作为的内涵做出规定，只是从结果犯的角度表明导致法定结果发生的作为也可构成犯罪。既然如此，澳门刑法典对不作为犯的规定方式就值得反思——有必要在规定不作为犯的同时也规定结果犯形式的作为犯吗？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澳门刑法典总则此处的规定并没有揭示作为犯的内涵，也没有通过对比结果犯形式下作为犯与不作为犯的不同表达其他的意图；而且，在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刑法典关于不作为犯的立法中，均没有规定结果犯形式的作为犯，如我国台湾地区刑法典第15条第1款规定”对于一定结果之发生，法律上有防止之义务，能防止而不防止者，与因积极行为发生结果者同。“因此，澳门刑法典总则在从结果犯角度界定不作为犯时，就没有必要规定结果犯形式的作为犯。
（二）应否确认不作为与作为的等同性
尽管笔者认为澳门刑法典没有必要规定结果犯形式之作为犯的构成特征，但并不否定澳门刑法典在规定不作为犯时可以提及作为犯。因为不作为犯的行为性在理论上长期以来存在争议，不纯正不作为犯与作为犯的等值性问题更是复杂，因而观点纷呈，理论上目前比较统一的认识就是肯定不作为犯尤其是不纯正不作为犯的行为性，并认为该行为性与作为犯的行为性相等同。[32]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关于不作为犯的规定，也是强调不作为犯在行为性上与作为犯的等同性。如德国刑法典第13条第1款规定，”不防止疏于刑法构成要件的结果发生的人，只有当其有依法必须保证该结果不发生的义务，且当其不作为与因作为而使法定构成要件的实现相当时，才依法受处罚。“因此，笔者认为，澳门刑法典总则在规定不作为犯时，应当强调不作为犯与作为犯在导致法定结果发生之行为性上的等同性。
（三）不作为犯得特别减轻处罚之规定的考量
澳门刑法典第9条第3款规定，对不作为犯”得特别减轻刑罚“。当然，在其他国家对不作为犯的立法中也有减轻处罚的规定，如德国刑法典第13条第2款也是将不作为犯规定为法定减轻处罚情节。但这样的规定并不多见。大多数国家或者地区在规定不作为犯时并未提及从宽处罚的问题，如奥地利刑法典第2条、我国台湾地区刑法典第15条第1项等。而且，不作为犯在社会危害性以及犯罪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上并不一定低于作为犯，若规定为”可以减轻处罚“的犯罪情节就有可能违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而澳门刑法典第67条”特别减轻处罚“之规定所设定的减轻处罚之减轻幅度甚大，对不作为犯普遍适用显系不妥。因此，笔者认为，不宜将不作为犯视为法定的可以减轻处罚的犯罪情节，澳门刑法典可考虑删除其第9条第3款的规定；至于在司法实务中是否需要对不作为犯从宽处罚，则可交由司法人员综合案情来衡量。
六、结语
自澳门现行刑法典颁布生效尤其是特别行政区建立以来，澳门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澳门现行刑法典逐渐难以完全适应促进澳门特区华人社会发展和繁荣的现实需要，需要在当前之时代背景下考虑自身的改进与完善。在整个澳门刑法改革中，因为犯罪构成在刑法理论和实践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犯罪构成规范的改革也相应地处于基础性地位，关乎全局。因此，有必要密切关注和适当参酌中外刑法理论上关于犯罪构成立法的研究见解，比较研究世界上其他国家或地区现行刑法典总则中关于犯罪构成的具体规定，全面地分析和准确地把握澳门现行刑法典中犯罪构成规范的优劣短长，从而在澳门刑法典改进和完善之统一理念的指导下，合理地吸纳刑法学界在犯罪构成研究中达成的共识，适当地借鉴世界上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刑法典中犯罪构成立法规范的合理之处，对澳门刑法典中的犯罪构成规范扬长避短，增加对犯罪构成确有重大影响而欠缺规定的规范，修改存在不足、需要改进的规范，删除不符合通行理论和司法实务要求的规范，切实地促进犯罪构成规范的立法完善，从而促进澳门刑法的整体改革，为澳门刑事法治与时代协同进步奠定稳健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