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国的情况来看，《公司法》中并无董事对公司债权人责任方面的规定，仅《海南经济特区股份有限公司条例》第106条规定了董事对第三人的责任，《证券法》第69条对于虚假陈述的法律责任之规定也部分地涉及到了这方面的内容。《民法通则》第43条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第48条规定了“除法人承担责任外”，法定代表人承担“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不过仍然欠缺要求董事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另外，我国《公司法》虽对信义义务做了规定，但仍不尽完善且该信义义务的规定缺乏灵活性与可操作，在司法适用中困难重重。[4]（P379-380）总之，我国在董事对公司债权人责任方面的制度建设尚待完善。董事为什么要对公司的债权人承担民事责任呢？这个与通常的观念相左的问题需要我们从基础理论上予以阐明，并构成完善我国相关立法的出发点。本文就是为董事对公司债权人负民事责任的法理正当性所做的初步思考。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将本文严格限定在“董事为什么要对公司债权人负民事责任”这个论点上，对于在公司法上如何落实该民事责任，即“董事怎样对公司债权人负民事责任”并不过多涉及，除非是辅助于说明本文的内容所必需。这是因为国内学界目前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完全集中在对域外的该制度进行简单介绍层面，还未开始从理论层面认真反思该制度的内在价值。
二、法人组织体说与董事对公司债权人的民事责任之抵牾
“董事对公司债权人的民事责任”这个命题不可避免地遭遇到公司本质理论的冲击。不同的公司本质理论是否契合于该命题的立论无可避免地须得进行先决判断。关于法人本质理论之历史发展轨迹大体可以归纳为：由“拟制说”出发，经过“否认说”到“法人实在说之社会有机体说”的历程之后，再到当前流行的“法人实在说之社会组织体说”。以上各说中的社会组织体说，既较能说明法人实际从事社会活动之根据，亦为目前多数理论及国家立法所接受。[5]（P193）我国的法理通说亦从组织体说。[6]（P106）董事对公司债权人民事责任的建构自当无可例外地立基于公司采组织体说的基础上，故此，笔者随后的分析将围绕着法人的组织体说是否与该责任相协调来展开。
（一）法人组织体说引申出的两个问题
“组织体说则认为，法人之意思者，非此自然的意思，而是依法的组织而形成之意思，系属于法的创造物。……在法人制度下将适于为权利主体之团体或目的财产组织化，以之承认组织体之意思形成，而对其实体赋予法人格。”[7]（P443）以组织化的机关形式表现出来的董事，作为法人的执行机关，其执行职务之行为即法人之行为，董事个人的人格则被法人所吸收，其自身的意义已不再受到法律的关注，是为“代表说”的恰当表达。并且该行为并非仅限于合法行为，违法行为、事实行为同样包括在内。那么，董事因执行职务引发的侵权行为，（注释4：与执行职务有关的范围之限定，不仅包括直接对法人目的有关之行为，此外还须包括间接对目的实现有关的行为，以及在一般客观上得视之为法人目的范围内的行为。参见刘得宽：《法人之本质与其能力》，《民法诸问题与新展望》，自版1980年，第447页。）仍为法人的侵权行为，由法人负责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正是基于法人组织体说的推论，我国学者认为董事无须承担责任，特别是明确反对大陆法系“董事对第三人责任”制度所设计的董事与法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做法，认为其中互有扞格、法理不通。（注释5：参见佟柔主编：《中国民法》，法律出版社1990年版，第110页；马俊驹：《法人制度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54页；王利明：《侵权行为法归责原则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71页。）笔者同意这种观点，认为从对法人组织体说进行理论演绎的结果中委实无法找到要求董事对法人的债权人负责的根据。同样采取法人组织体说的台湾地区的“公司法”上所规定的“董事对第三人责任”制度的存在依据便绕开、回避了这个问题，试图从保护债权人角度提供一些佐证，比如增加债权人受偿机会、阻吓董事滥权致使公司利益受损等。[8]（P14）台湾地区“民法”第28条的立法理由是：“谨按法人之董事或职员，在执行职务之际，所加于他人之损害，究应由法人负赔偿责任乎，抑应由行为人负赔偿责任乎，各国于此问题，学说不一。本法认为法人有权利能力，惟法人之目的，虽属适法，而其达此目的之手段，难保无不法行为，故亦认法人有责任能力。然欲促行为人执行职务时之特别注意，俾免疏忽，则又不可不使之负连带赔偿之责任也。”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说明的内容已经溢出了法人组织体说的解释力所及的范围，“要求作为机关的董事对债权人负民事责任在理论上无法成立”，[9]（P62）既然法理正当性的说明面临着困境，那便可作为立法者的政策性考虑对待，当是为了强化债权人保护而有针对性的做出的特殊的技术设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