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世界各国要通过合作，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缩小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促进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和全人类的共同进步，从而消除恐怖主义产生的温床和土壤。切断恐怖主义滋生和活动的土壤，这应是反恐斗争的主要方向。虽然目前恐怖主义多发地区并非世界上最贫困地区，但仍属于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解决发展，消除贫困，对消除恐怖主义确实具有重要的意义。
近期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结束，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入关键时期，新疆发展和稳定面临重大机遇和挑战的新形势下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新疆的发展和稳定，关系全国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关系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国家安全，关系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经济意义和重大政治意义。[8]中央决策层启动的对口援疆，可以说是这么多年来支援地域最广、所涉人口最多、资金投入最大、援助领域最全面的一次对口支援。2011年19个省市对口援疆资金总规模将超过100亿元，以后还会逐步增加。同时，通过转移支付、专项资金等渠道，中央投入资金规模将数倍于对口援疆资金规模。目标就是通过十年时间，最大程度地缩小新疆与内地差距，确保2020年新疆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目标。
（六）增强公众对自杀式恐怖犯罪的心理承受力
害怕与焦虑是恐怖主义暴力的产物。自杀性恐怖袭击的惨烈与恐惧场景引发了人们内在的不安全与脆弱感，十分自然地对其受害者进行拟人化的联想与移情投射，“这种惨剧可能会发生到我或我的家人身上。”而自杀性恐怖分子正是利用人性内在的害怕恐惧的特点，希冀唤起目标受众的屈服回应。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者罗伯特·帕普认为，自杀性恐怖袭击决不是人们想象中的“非理性、绝望的行径”，这种看似非理性的行为实际上是精心算计的理性行动，是“非理性的理性”。“自杀性恐怖主义的核心是一个强迫战略，一个强迫目标政府改变其政策的手段。”
实际上，自杀性恐怖袭击作为行动层面则大多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带有自杀性恐怖主义的思想基础。在采取心理措施方面，增强公众对自杀式恐怖犯罪的承受力至关重要。因为公众是自杀式恐怖犯罪的主要受害者，他们处在反恐斗争的第一线。面临自杀式恐怖袭击的国家应该尽力加强人们的信念及安全感，这向恐怖分子传递一个信息：这些袭击方式不能达到他们的目标。同时，政府管理部门、媒体、决策者、官员、安全机构和其他部门应该合作，通过宣传和教育的手段减轻自杀式恐怖犯罪所造成的精神伤害。
（七）反对在反恐行动中采取“双重标准”
冷战时期东西方媒体之间经常相互指责的一个重要话题是，一方视为恐怖分子者，另一方却视为自由战士。目前这一问题仍未获彻底解决—在巴以之间，在西方国家与伊斯兰世界之间，在俄罗斯、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仍存在严重的分歧，其主要原因还是归结到某些国家在反恐问题上所推行的“双重标准”政策。“双重标准”政策是刺激某些恐怖组织发展壮大的重要因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