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东伊运”、“东突解”等暴力恐怖组织为达到其分裂新疆的罪恶目的，千方百计利用一部分群众朴素的民族感情和宗教感情，大肆进行反动的“圣战”宣传，散布参加“对异教徒的圣战而献身，死后可以进天堂”的谬论，来蒙骗煽动一些涉世不深的青少年包括年轻妇女，以自杀性恐怖犯罪等极其残暴的方式对我国公安武警、基层干部群众发动所谓“圣战”，滥杀无辜、涂炭生灵。参与这些严重暴力恐怖案件的人，无一例外都是受到了“殉教”精神的蛊惑和毒害。
（三）复仇心态的形成
在巴勒斯坦，历史的不公、个人的损失、以色列占领者的羞辱滋生了个人的殉教倾向以及公众对殉教行为的支持。巴勒斯坦的学者研究发现，大部分的巴勒斯坦自杀性恐怖犯罪者都曾被以色列军队逮捕或伤害过，很多年轻袭击者的家人或好朋友都有过此类的经历。还有学者指出，公众对自杀性恐怖犯罪的支持同以色列对待巴勒斯坦人的态度有关。因此，复仇已成为巴勒斯坦人支持和参与恐怖主义的重要情感原因。在泰米尔猛虎组织内专门从事自杀性恐怖犯罪的“黑虎”组织里，其成员也绝大多数有亲人、朋友在斯里兰卡民族骚乱中伤亡。他们对僧伽罗政府怀有极大的仇恨，把自杀性恐怖犯罪更多地看作是为亲友复仇和建立独立泰米尔国的手段。
（四）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
人口爆炸及失业，政府没能为年轻人提供政治、经济的发展机会等都会刺激恐怖主义的发展。支持和自愿参加自杀式恐怖主义并不是直接源自政治压制、贫穷、失业或无知，但是当政治、经济和社会趋势的发展比期望缩减时，必然产生挫折，从而使得激进组织可以利用。所以，相对的缺失比绝对的剥夺更为危险。
在一些世俗国家里，建立独立国家的目标成为自杀性恐怖犯罪的重要驱动力。历史、现实等因素造成的民族分离主义，促成了狂热的民族主义和独立热情，成为个体参加自杀性恐怖犯罪的主要动机。其中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泰米尔猛虎组织。
（五）外部因素的刺激
美国对中东一些国家直接的军事入侵，或是在阿以矛盾中偏袒以色列，压制阿拉伯世界，这些对于广大穆斯林而言，是一种深深的屈辱。美国对一些失败、腐化的政府的支持，更是加剧了这种仇恨。除了中东问题以外，在科索沃问题、车臣问题和东突问题上，美国等西方国家与南联盟、俄罗斯和中国的观点看法也都存在着分歧，这几个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都谴责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反恐问题上搞“双重标准”。可以说，外部势力粗暴干涉所造成极端的政治压制及对政治前景的悲观刺激了恐怖主义。联合国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入侵伊拉克后，“基地”组织立刻在30-40个国家招募恐怖袭击志愿者。
当然，个体也承受着组织内部的压力。在一些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恐怖组织里，其成员参加自杀性恐怖犯罪的主要动机是，要与组织保持一致以及践行要服从组织、领导和目标的思想。而对自杀性恐怖犯罪行动稍有疑惑或动摇，就可能遭到谴责、隔离，甚至被处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