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体炸弹”。袭击者通常将炸药藏在自己的身上，如“腰间”或“手包”或“背包”中，并掺杂大量铁钉或钢珠，加强杀伤力。2005年发生在约旦首都安曼酒店的人体炸弹爆炸案造成至少56人遇难，300多人受伤，其中造成中国国防大学代表团成员2死1伤。事后一名参与者被捕，安曼警方在她身上发现了未及引爆的炸药和引线等。
比较而言，“飞机炸弹”和“汽车炸弹”爆炸当量高、破坏力大，恐怖组织多将其用于攻击具有象征意义的军事设施、重要建筑物等“硬目标”。“9·11事件”便将袭击目标对准了世贸大楼；而“人体炸弹”爆炸当量和破坏力相对较小，由于其隐蔽性更强，更容易成功，恐怖组织多将其用于袭击象征性意义略低但人员更加密集的超市、会场、车站和地铁等“软目标”。如2010年“3.29”莫斯科地铁爆炸事件。
二、自杀性恐怖犯罪原因
（一）民族分离主义的影响
冷战后民族主义最突出的表现形式为民族分离主义，它成为民族极端型恐怖主义的主要诱因。冷战后的民族分离主义肇始于苏东剧变和两极格局解体，在这一浪潮中，一些苏东国家发生的裂变对整个国际局势构成极大影响，不仅改变了世界政治地图，而且煽起了众多国家民族分离运动的火焰。继之发生的俄罗斯的车臣问题、南斯拉夫的波黑问题和科索沃问题、高加索地区的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问题，以及中国的“东突”问题无一不受其影响。
冷战后的民族分离主义对当代国家主权原则构成强烈冲击，尤其是一些多民族国家深受其害。在这些国家中，某些分离主义势力不顾本国历史和现状，坚决要求本民族独立，为此不惜采取各种极端的恐怖主义暴力手段，甚至采取自杀性恐怖犯罪，严重威胁该国以及国际社会的安全与稳定。由于任何一个多民族国家都潜伏着爆发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的可能性，可以预料，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由民族分离主义诱发的民族极端型恐怖主义将继续存在。
（二）宗教极端势力的蔓延
冷战结束后，伴随民族分离主义浪潮，宗教极端势力也得到了迅速扩张，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伊斯兰激进主义势力。伊斯兰激进主义势力是伊斯兰复兴运动中的畸形产物。奉行恐怖主义的伊斯兰极端分子，主要是伊斯兰地区某些国家的政治反对派或当地民族和宗教组织中分化出来的激进派别，他们的思想和行动具有强烈的宗教色彩。他们通过曲解教义，把恐怖活动说成是神的旨意，是所谓“圣战”。这一现象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恐怖组织中非常流行。自杀性恐怖犯罪的志愿者或其他激进分子并不认为这是自杀，他们认为这是“殉教”。种种恐怖行为甚至连环式爆炸、人体炸弹、自杀性恐怖犯罪都被罩上了宗教神圣的光环，成为一种神圣的正义事业，他们可以义无反顾地为其献身。1996年3月，伊斯兰世界着名的宗教领袖之一谢赫·卡尔达维在卡塔尔电视台讲经时声称，那些死于自杀式袭击的人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土地和荣誉抗击窃取了巴勒斯坦的以色列人”而献身的。他们不是自杀者，而是在圣战中倒下的殉教者，会被授予“烈士”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