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西方商人在以交换为基础的商品经济中谋发展
在古希腊，早在公元前5世纪就形成了以雅典为主要工业与商业中心的城邦国家，地中海沿岸的海上贸易取得了较大发展，并且形成了用来调整贸易活动的特别是海上贸易活动的《罗得法》。在古罗马，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一直就处于一个不断发展的状态当中，人们从事商品生产活动的目的不仅仅只立足与满足生存之需要，手工业、工业的发展，使得人们将商品生产并从事交换视为普通性的日常活动；贸易、运输的不断发展，使得财富获得了巨大积累，商业资本市场出露萌芽，以及“商人”这一特殊社会集团的出现，都促使了商人们在从事贸易活动时，已经有了资本运作的概念。因此，罗马法成为了反映私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最完备、最典型的法律。
到了中世纪，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独立城市不断出现，并且发展成为了贸易中心，而后城市之间以政治和商业为纽带，结成了城市联盟。由于自治城市采取以商兴市的政策，所以这些自治城市也是市场兴起的地方，随着商人力量的不断壮大，商人可以自由组织商人团体，设立管理机构。因此中世纪商人法的形成正如法国学者丹尼斯·特伦所说的那样，作为商法的形成，与其说是始自于法学家们的精心设计和极力推广，还不如说是源自于商人们的积极操作与主动践行。[5]总之，欧洲中世纪的商人们正是在这种商品交换日益发达、海上贸易不断繁荣、自治城市及城市联盟加以保障的环境中自由开展商业活动。中世纪欧洲商人法成为了现代商法的前身与主要渊源，它所蕴涵的一些基本理念成为了现代商法的价值基础。
三、中西方商人观念形成的思想文化视角考察
（一）中国商人在儒家思想的束缚下艰难挣扎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儒家思想在整个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儒家思想要求个人必须不断提高自身的“德”。其中所谓儒家“五常”的“仁、义、礼、智、信”更是儒生们在日常生活中道德修为的目标和行为标准。但是所谓的儒家“五常”却与经商求富的目的格格不入，甚至被称为“五贼”。
在以修“德”为核心内容的儒家思想的支配下，在德、财关系上，主张“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在利、义关系上，主张“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中国商人受孝道的影响，认为“父母在，不远游”，这是为人的基本孝道，所以不愿外出经商，加之中国人故土观念强，总认为熟人多了好办事，形成了“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土窝”的浓厚地域观，因而不愿向外扩展市场。在“知足者常乐”的思想影响下，故步自封、安于现状，于是进取心和竞争意识较弱。更为主要的是，儒家思想要求人们泯灭个性的张扬和私欲的追求，崇尚家庭、集体、社会整体利益和价值，而相对漠视个体利益和价值追求。儒家思想阻碍了中国对欧洲近代契约思想的吸收，其否定“私”及“专利”而重视“公”的大同思想，与宗族的血缘共同关系，阻碍了个人主义与私有财产权的确立。儒教思想与伦理成了近代资本主义输入的阻碍者。[6]总之，中国商人自古就被扣上了“无商不奸”的恶帽，中国社会最终未能跟上世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浪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