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商人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中求生存
中国从古代社会到近代社会长期处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当中，形成这种经济动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是，在封建土地所有制下，人们已经完全被根深蒂固的捆绑于土地之上，对土地并不是从资本经营并使其增值的角度去运作，而以生存为最终满足。被中国封建君主认为理想化的生产生活状态就是所谓的“男耕女织”。因此，全部生产活动的产品也完全是基于自身消费之所需，少量剩余产品的出现也依然是以日用消费品为主，而且一些主要的日用消费品如食盐、铁、油、茶等从汉代起一直实行国家专营，因而真正发端于“市民社会”的“私商”长期处于极不发达的状态。“重农抑商”成了贯穿于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思想，所谓“君以民为重，民以食为天，食以农为本，农以力为工”。[3]因此，农业成为中国历代君主立国之本。商人位列“士、农、工、商”四名之末。到了明清时期，虽然在江浙、安徽、山西等地商事活动有所发展，但是其浓重的“家族”色彩使其商事活动以及所谓的“商事规范”具有极强的伦理性，[4]加之其“官商”色彩依旧，这与西方商人阶层基于共同之信仰，以及由此所构建其的商事契约和商事法律规范决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在国家法律的制定上，商事方面的法律规则依旧未能充分进入封建执政者和立法者的视野，可以讲在中国古代、近代乃至现代社会当中，真正意义上摆脱了官僚政治并与其相独立与对立的，且具有独立商事人格，适用独立、理性商事制度的商人阶层从未有真正之形成。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清末民初，中国民族工商业活动有了一定的发展，并且由商人行会所制定的"商业条规"已经具有了类似于法律的权威性，这一判断可以见之于美国浸礼会传教士玛高温（1814-1893）所著的《中国的行会》一文中：“当然，行会规定根据特殊的交易——是构成联合的契约——而不同，充分考察这点，会使我们通晓中国商法的复杂性。行会是商业活动的仲裁机构，它扮演着执行自己制定的商业条规的角色，从而使诉争受到严格限制，他们的行规被法律认为具有权威性。”但是，笔者需要强调的是，横向来看，在清末民初，即二十世纪初西方社会商人阶层、商事活动、商法规则已经发展到何种程度？中国与其差距之大自是不言而喻、再清楚不过的。因此中国商人所从事的零星的、小规模的、依附于官僚政治的家族式商事活动，便成为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商事活动的特点。总之，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重农抑商的治国方略构成了中国商人生存的社会经济环境，中国商人在先天上缺少形成值得弘扬的商人精神的物质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