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时至今日，市场经济已取代计划经济，成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方向。市场经济要求经济与政治分离，把民法中的公民恢复为市民法中的私人，把民事活动从国家过多过细的干预中解放出来，[14]国家以宏观调控为主要的经济调控手段，国家的角色也从单纯的经济秩序维护者、仲裁者，演变为结果取向的干预者、结构取向的管理者，[15]行政机关因此从管理者转变为服务者。[16]市场经济中法律的强制性规范并不“管制”人民的私法行为，而是提供一套自治的游戏规则，不是为了加强管理，而是为了最终实现社会的有序发展。由此，我国商标法也不再是政府监管社会经济活动的工具，而是营造有序竞争和良性发展的法律规则。《商标法》虽然存在一些管理制度，但也没有必要将“加强商标管理”作为立法宗旨，就像《合同法》、《物权法》、《著作权法》、《专利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都同样涉及到社会秩序管理，却未将管理作为立法宗旨一样。放眼全球，没有哪个国家像我国一样，将“加强商标管理”作为商标法立法宗旨。从顺应国际立法趋势和我国经济发展态势的角度来说，我国《商标法》第三次修改，应当革除《商标法》中“加强商标管理”之计划经济尾巴！
事实上，删除《商标法》中“加强商标管理”之条款，丝毫不影响商标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和职责，他们照样通过商标注册和管理为我国经济建设服务，地方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照样依职权主动查处和制止商标侵权行为，在保护商标权人利益的同时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只不过，保留与删除“加强商标管理”规定之间，表明了一种姿态，一种理念的嬗变，彰显了我国商标主管机关响应党中央号召，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从而更好地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决心和态度。
当然，从“加强商标管理”到“加强商标服务”理念的转变，必将导致《商标法》中一些具体制度的变革。首当其冲的，是删除《商标法》中5个质量保证条款。1982年《商标法》中拟定这些条款，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延续了1963年《商标管理条例》中将商标视为“代表商品一定质量的标志”之理念，另一方面是因为当时没有制定《产品质量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商标法被人为的负载了监管产品质量的职能。然而，《商标法》实施27年来，这些条款从未被使用过，即便2008年的“三鹿”奶粉事件，也未援引《商标法》质量保证条款作出处罚。这些条款之所以被闲置，一方面因为商标并不是产品的质量保证书，另一方面如果产品存在质量问题，完全可适用《产品质量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更便捷有效的法律。《商标法》中的质量保证条款，完全是僵死的条款，如不废除，除了让民众产生有法不依的不良印象外，毫无实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