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与人格的相互关系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本身为“身外之物”(外在物)的内化，即象征人格或寄托情感；二是本身为人身的东西的外化，即财产直接源于人的身体或智慧。[29]这样区分的基本理念是：反对人只是精神上的存在，肉体是物质的观点，认为人格与肉体相连并与外在环境相连。一个东西越是可替代，它与人格的联系就越松懈，它越是个人化，就越与人格相连。[30]实践中，人格财产去人格化主要有如下原因：
第一，人格财产的权利人明确地抛弃该人格财产上的人格利益。若权利人明确地抛弃该人格财产上的人格利益则使人格财产转化为普通财产而适用善意取得。但必须注意三点：一是该种抛弃须以明示的方式作出，以便参与交易的人能知晓，以维护交易安全；二是若权利人不仅抛弃了人格财产的人格利益，同时也抛弃了人格财产的财产利益，则构成对整个人格财产全部利益的放弃，于此场合则不存在善意取得问题，因为占有者基于先占或者其他事由占有后而为处分，实际上是一种新的交易行为，若其合法则可根据交易性质定性即可。三人格财产的权利人抛弃人格利益应当基于自愿，不应存在欺诈、胁迫等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的其他因素的介入。
第二，人格财产的权利人将人格财产置于流通交易之中，因该交易的产生使人格财产主要呈现为财产利益，人格利益因权利人的交易行为使之退居其次甚至丧失。因此该种场合可以视为放弃人格利益或者至少是使人格利益弱化，凸显人格财产的财产利益属性，故而权利人之外的其他人将之予以处分，即构成普通财产的无权处分。若该无权处分符合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则可根据物权善意取得之规定允许善意第三人取得物权。实践中该种流通交易的方式包括抵押、质押、出典、委托转让等情形。
第三，人格财产的权利人因某种特定的事实关系丧失了作为人格财产之人格利益的享有者，则对该主体而言其不再享有人格财产的人格利益。如夫妻离婚后，原来作为结婚纪念的戒指、婚纱照等纪念意义就会大大降低，甚至直接转化为普通之物予以处理；又如收养关系解除后，养父母与养子女之间的法律身份关系解除，则养父母养子女之间之前基于父母子女关系而享有的人格财产的人格利益可能会减弱甚至消失等。
第四，其他因素导致人格财产去人格化。比如特定人格财产之目的消失，价值丧失，长时间未使用或者护理等等，都会使人格财产的人格利益减损或者丧失，使该类物转化为普通之物，可以善意善意取得制度。
人格财产概念的确立是民法理论的重要发展，人格财产之善意取得仅仅是笔者关于人格财产的部分研究成果，人格财产法律制度的构建中尚有诸多值得研究的问题，如人格财产的类型化、继承、管理、保护等等尚须深入而细致的探究。本文乃抛砖引玉，以期更多关注人格财产法律制度，强化对人格财产彰显的人格利益与财产利益的保护，这于侵权责任法的制定、于物权法之完善皆具有重要的意义。
【作者简介】
冷传莉，贵州大学法学院教授。
【注释】物权，此种物权之标的物为人格之延长，人格之表现，精神之具体化,故称之为人格物权”，参见芮沐：《法律行为理论之全部（民总债总合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 玛格丽特•简•拉丹在《财产权与人格》中就明确地提出了“人格财产”的概念，徐国栋教授在《现代的新财产分类及其启示》中首次全面地阐述了“人格财产”与可替代财产的分类，并在其主持起草的《绿色民法典》中加以规定，苏力教授在《“海瑞定理”的经济学解读》中从法律经济学视角对人格财产进行了研究并揭示了“人格物”概念的存在，易继明教授在《论具有人格利益的财产》中称之为“具有人格利益的财产”，而笔者在2007年《法学》第2期上发表的《论民法中人格物的确立及保护》一文首次正式以“人格物”来命名和规范该类财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将之界定为“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
根据人格财流通性的不同，分为可流通的人格财产和禁止流通的人格财产。可以流通的人格财产如具有人格利益的戒指、手表、衣物、书籍、礼物、祖传物品、家宅、祠堂等等，包括动产和不动产；禁止流通的人格财产如荣誉证书、毕业证书、人体器官、基因、遗体、遗骸等。对人格财产是否适用善意取得的讨论，系以可以流通的人格财产为前提，只有具有交易条件的人格财产才存在善意取得适用的问题。至于禁止流通的人格财产，由于法律的限制或者为公共利益所不许，丧失交易的基础，当然不适用善意取得。
参见梁慧星：《中国
物权法草案建议稿-条文、说明、理由与参考立法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王利明：《中国
物权法草案建议稿及说明》，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版；孟勤国：《中国
物权法草案建议稿》，载《法学评论》2002年第5期；全国人大法工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之物权编，2002年12月17日印发。
参见杨立新：《
侵权责任法草案专家建议稿草案建议稿》第
176条，载中国民商法律网http://www.civillaw.com.cn/qqf/weizhang.asp?id=33077，2008年6月10日访问。但该规定范围甚窄，未拓展至全部的人格财产。
参见杨与龄主编：《民法总则争议问题研究》，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217页。
参见［美］伯纳德• 斯瓦茨：《美国法律史》，王军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83-188。
王利明：《人格权制度在中国民法典中的地位》，载《法学研究》2003年 2期。
参见星野英一：《司法中的人——以民法财产法为中心》王闯译，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8 卷。
参见玛格丽特•简•拉丹：《财产权与人格》，沈国琴译，载公法评论网站，该文原载1982(34)Stanford Law Review,pp 957-1015。
参见杨立新：《中国民法典人格权法编建议稿（条文、立法理由、现有法规范、立法例借鉴、国际公约及典型案例》（十六），载民商法律评论网http://www.yanglx. com/dispnews.asp?id=638年2008年11月4日访问。
参见王利明：《试论我国法典体系》，载《政法论坛》2003年第1期。
参见杨立新：《中国人格权立法报告》，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版。转引自刘国利、谭正：《人文主义法学视野下的解决权利冲突的原则》，载《法律科学》2007年第4期。
参见弗朗索瓦•泰雷，菲利普•森勒尔：《法国财产法》，罗结珍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911页。
参见尹飞：《人身损害优先赔偿问题不该再被忽视》，载2008年1月9日《检察日报》。
同注。
参见徐国栋：《现代的新财产分类及其启示》，载《广西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
参见（美）罗伯特•P•墨杰斯、彼特•S•迈乃尔、马克•A•莱姆利、托马斯•M•乔德：《新技术时代的知识产权法》，齐筠、张清、彭霞、尹雪梅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人民法院案例选》，1999年第2辑（总第28辑），时事出版社1999年版，第82-86页。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人民法院案例选》，1995年第1辑（总第11辑），人民法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74-76页；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人民法院案例选》，2002年第2辑（总第40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195-200页。
参见马淼：《婚纱照赫显“坟墓”有悖民俗影楼道歉赔钱》，载中国法院网http://www.chinacourt.org/html/article/200611/08/222873.shtml，2008年4月23日访问。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人民法院案例选》，人民法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3辑 (总第5辑 )，第83-86页；1994年第 3辑 (总第9辑 )，第90-95页；1996年第2辑（总第16辑），第97-101页；2000年第3辑（总第33辑），第110-118页；2003年第3辑（总第45辑），第167-171页。
参见（2006）渝五中民终字第225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毛德龙：《论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的界定》，载中国法院网http://www.lawbook.com.cn/lw/lw_view.asp?no=4135，2007年4月20日访问。
同注，第8页。
同注。
同注。
很少有学者探讨人格财产这一问题，在极少的文献里，发现芮沐先生在讨论其他问题时提出了“人格物权”，认为“人格物权”即为广义的无形财产权。参见芮沐：《民事法律行为理论之全部（民总债总合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
物权法草案关于善意取得制度的前几稿中均要求交易行为合法有效，最后通过时予以删除。我认为这样的观点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合法有效要求除了无权处分之外的其他内容必须合法，而人格财产的处分除了无权处分之外，其内容因侵犯权利人的人格权而应当否认其合法性。
易继明、周琼：《论具有人格利益的财产》，载《法学研究》2008年第1期。
同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