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疑罪从轻”是冤案迭出的祸根
“疑罪从轻”的观念存在逻辑上的矛盾。首先，从定罪和量刑的逻辑关系来看，刑事诉讼（特别是公诉），是国家发动的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活动。在这一活动中，定罪和量刑是前后相继的两个阶段，定罪是量刑的前提，量刑以定罪为基础。只有当被告人的行为被认定为有罪，量刑活动才能展开。在证据不足的案件中，既然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人实施了犯罪行为，从道理上讲，就不能认定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犯罪，既然无法对被告人定罪，那么也就根本谈不上量刑的问题。其次，从证明标准来看，我国对构成犯罪的行为在证明标准上并无不同的要求，也即对死刑案件和可能判处死缓、无期徒刑以及有期徒刑的案件的证明标准并没有程度上的区别，同一罪名的不同处罚，完全是基于对犯罪情节和罪犯人身危险性（量刑情节）的考虑而已，不能也不应该受到证明标准是否达到之因素的影响。换言之，如果我们把法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作为有罪判决的统一证明标准，那么，达不到死刑案件证明标准的证据，同样也达不到应当判处死缓或者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的证明标准。就此而言，笔者认为，我国司法实践中较为普遍接受的“疑罪从轻”处理方法，其实质反映的是“疑罪从有”的落后理念。
“疑罪从轻”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容相悖。众所周知，罪刑法定原则以保障公民自由、限制国家刑罚权的行使为己任，其基本内容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罪刑法定原则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其基本内容仍然不变，内容中所体现出来的一个侧重面显然是很清楚的，即罪刑法定原则从其诞生那天起，就是从“不定罪”和“不处罚”角度提出来的。应该看到，当今社会，人们在刑事诉讼中积极倡导的“疑罪从无”、“无罪推定”等基本原则，都是罪刑法定原则派生出来的。按照人的一般认识，一个案件如果存疑的话，其本身既可能存在“有”也可能存在“无”两种因素，但我们最后是从“无”的角度对案件作出判断。“疑罪”为什么要从“无”呢？其实还是反映一个实质问题：那就是罪刑法定原则是有侧重点的和偏向性的，而“不定罪”、“不处罚”就是其侧重点和偏向性的集中体现，这一点应该是毋庸讳言的。但是，正如前述，“疑罪从轻”的本质实际上反映了“疑罪从有”的思想，这就从根本上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容相背离。
“疑罪从轻”违背了现代社会所应该具有的法治理念。应该看到，实践中主张“疑罪从轻”的理由主要是：时下我国大众对于打击犯罪的要求大于制约司法权力的要求，在人们打击犯罪这个单一的刑诉价值取向还未得到彻底改观之前，为了打击犯罪，维护稳定，不宜全盘采用无罪推定；并且我国的司法机关侦查、调查案情的手段不够先进，司法制度还不完善，采用“疑罪从无”，有可能放纵罪犯。但是，笔者认为，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现代法治理念的要求是：司法人员在具体办理个案时，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严格按照刑法明文规定的各种犯罪的罪状和法定刑，以刑法基本原则为指导，准确认定犯罪，恰当判处刑罚，不得偏离法律条文的规定，滥定罪、滥处刑。特别是在处理案件中，一定要转变过去“消化”案件的习惯思路和做法。我们不能也不应该以所谓大众的价值取向作为坚持“疑罪从轻”的理由，更不应该把“侦查手段不先进”等作为排斥“疑罪从无”的托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