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无法满足器官移植的实际要求
通过器官移植恢复健康是实现医疗权的重要途径。在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的背景下，满足这一需求具有现实必要性(我们必须认真思考越来越多的人的原生器官在其生命周期内很可能通过器官移植被替换的可能性，环境污染的加剧和移植技术的发展促成了这种可能。这并非臆想，正如五十年前的中国人想象不到现在不孕不育的严重性。正如2009年《中国不孕不育现状调研报告》披露，从医院门诊情况看，不孕不育症的发生率占育龄夫妇的15% -20%。参见张昊华《中国不孕不育现状堪忧》，“健康报网”，http://www.jkb.com. cn/document/96561.htm?docid = 96561&cat=09C&sKeyWord=nul，l 2009年9月27日访问。)。然而，“实践证明，促进利他主义的器官捐赠的尝试已经失败了。”[10]以我国为例，每年至少有150万人需接受器官移植，但只有约1万人做了手术[1]。据中华医学会不完全统计，我国大约有150万尿毒症患者，但每年只能做4000至5000例肾移植手术； 3000万晚期肝癌患者，却只有3000位患者接受肝移植； 500万盲人中有近3万需要做角膜移植，每年只有1200人成为幸运儿(参见万润龙：《器官移植亟需打破瓶颈》，“东方评论”，http://news.eastday.com/eastday/news/node47824 /node95768/node95843/
node95845/node97859/
node97861/userobject1ai1885726.htm，l 2009年10月9日访问。)。
美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1990年，美国约有25000人等待器官移植，而同年仅有14874人次实际接受移植治疗。再以2003年为例，当年总计有6455位尸体器官捐赠者，而活体捐赠者有6808位，较之以前数字有所增长，但据统计当年进行之器官移植手术虽高达25000多例，但仍有将近85000多名患者列于等候移植之名单中，其中又有近6000人在等候中死亡。美国每年有63000人等待合适的心、肝、肺和肾等器官做移植，但只有20000人可以成为幸运儿得到供体器官。美国每16分钟就有一人加入到等待器官移植的行列，但每11天就有一名等待者死去[11]。
捐献模式在中美两国的实践表明了其失败。
(二)利益分配严重失衡
捐献模式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分配失衡问题。
在美国，最初从捐献者处无偿取得的器官经过中间环节后身价大涨。收取器官的OPOs(OrgansProcurementOrganizations，器官收取机构)取得器官再转让给医院时收取“获得费”[10]。尽管NOTA禁止在移转任何用于移植目的的器官时获取有价值的对价，只要影响了州际贸易。该法却允许OPOs收取“与切除和移植有关的合理报酬。”[10]此时，器官实际上与医疗服务一起被打包出售给病人。虽然有人认为病人只是为医疗服务付钱，事实却是此等服务离开器官一文不值，而医院垄断了器官的取得，二者被捆绑在一起出售。“既然病人只能以购买医疗服务之一部的名义获取对器官的权利，说他购买的仅仅是服务就是一种荒谬的说法——就像说餐厅卖的不是食物而只是服务而已。”[10]所以，中间环节与器官的最终消费者间存在商业关系，双方分别收获金钱和健康，唯动机高尚的捐献者付出了时间、金钱、健康的代价却一无所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