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产权蓝皮书》公布的调查报告数据显示：88.44%的人购买过盗版的书籍、影像制品或电脑软件，没有购买过的只有11.56%；57.88%的人买过假冒名牌商品，没有买过的为42.12%。这表明，尽管近年来我国公众对知识产权的认知有明显提高，但却并没有必然导致公众尊重知识产权的行为准则随之提升。最集中的表现就是公众对盗版、假冒和剽窃等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容忍，及盗版、假冒商品消费群体的大量存在[1]。
2.侵权维权艰难
近年来，一些来自民间、虽然没有高科技含量，但经济实用的“草根发明”项目很多，如花生剥壳机、小吊机、粉墙机等。但这些小发明易于仿制，虽然发明人申请了专利，还是容易遭遇大面积、群体性的专利侵权，但维权之路却难得多。
如前案例所述，知识产权权利主体面对公然的大面积侵权，愤怒之后肯定是维权，但侵权主体之所以敢堂而皇之地实施侵权，恐怕就不是几封“停止侵权的律师函”就能善罢甘休、偃旗息鼓的，诉诸于法律恐怕是最终的选择。
而在侵权法领域，诉讼，历来是无奈之选。诉讼周期长、成本大、执行难是众所公认的事实。知识产权诉讼基于取证、认定等专业环节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更为突出。拿专利来说，由于当前专利行政执法力量薄弱，专利侵权民事诉讼周期长，侵权认定难、赔偿难、执行难，侵权者打输官司就“跑路”等国情现状，发明人在经历了最初几年的维权后，这些专利产品的侵权仿制就到了失控的地步。也有发明人把时间和精力全部用于维权上，“誓把维权进行到底”，四五年官司下来，结果可能两败俱伤，荒废了自己的事业，丧失了发展机遇，挫伤了自己的锐气。而那些没有被来得及指控的侵权者，却迅猛崛起，“渔翁得利”成为行业的受益者[2]。前述所举郑州拓普轧制技术有限公司发明专利被侵权一案，其总经理赵林珍介绍说，在诉讼刚开始时，其他一些侵权企业都在观望，当时全国侵权轧机的数量只有八台；但官司一输一拖后，近三年时间里侵权轧机迅速遍布全国20多个省市，类同性、大规模、群体性侵权的势头越来越猛，目前国内侵权轧机的产量，每年以20多台的速度增长。过去国内大型钢铁企业动辄需要数亿美元进口的轧机，现在却变得像“面条机”一样四处简单制造[3]。
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田力普也曾指出，国内一些地区经常出现跨省大范围的恶性群体侵权现象，而专利权人如果仅仅起诉其中一两家，则不能有效制止侵权；如果一一起诉，则不堪诉累，往往使专利权人陷于无奈。漫长无果的诉讼，却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恶意侵权行为。
针对著作权领域侵权的维权之路更是崎岖，甚至原创还没上市，盗版产品早已大行其道，可是诉讼维权却更加不易，往往连被告是谁都难以厘清，更别说胜诉之后执行的艰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