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确实将国家赔偿与错案追究挂起了钩，但这种做法并非毫无道理。试想，对今日中国社会愈演愈烈的滥用职权、枉法裁判、挟私报复、不履行法定职责等等行为，难道不应当追究有关人员的法律责任吗？答案只能是，不但必须追究，而且还必须认真严厉地追究。追究了，有好处，对本人是个教育，对他人也是个警示；不追究，则无异于放纵违法，甚至会在客观上起到鼓励违法鼓励犯罪的消极作用。
但问题在于，不应当将所有的国家赔偿都与错案追究挂起钩来，而是应当有所区别。那么，这其中的界限应当怎样把握呢？对此，自《国家赔偿法》颁行迄今，学界一直鲜有关注，更遑论问题的解决，而本文刚才论述过的国家侵权的两分法则可以简便地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在国家侵权行为情形中，有两种过错。第一种，公职人员的过错。在滥用职权、枉法裁判、挟私报复、不履行法定职责等情形，有关国家公职人员本人在主观上肯定存在着过错，这种过错或者是故意，或者是过失。第二种，国家的过错。在错拘、错捕、错判等情形，尽管此等行为的实施在当时都有着充分的法律根据，但是依然存在着过错。不过，这时的过错并不是国家公职人员本人的过错，而是国家本身的过错，因为国家的法律立错了。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法和法律的区别：法是客观的存在，而法律则是国家意志的产物，而既然是意志的产物，就有一个主观是否符合客观的问题，就有一个对错的问题。
其次，对两种过错区别对待。国家赔偿应当继续与错案追究挂钩，但应当将“错案”限制在第一种过错情形。在这种情形下进行错案追究，才能真正实现错案追究的目的。在第二种过错情形下，要做的事情是修改法律，而不是追究公职人员的责任，因为这时候过错在国家，而不在公职人员，公职人员并无责任。如果在这第二种过错情形下也要追究公职人员本来不存在的责任，结果就只能导致有关人员在以后的工作中畏首畏尾或互相推诿，而再也不敢大胆地履行职责。
最后，在国家侵权事件情形，因为不存在公职人员的过错，所以也就没有“错案追究”适用的任何空间。当然，在此情形下，有关部门或人员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其实是一种非民事责任性质的债务)，这一点毋庸质疑，但这已经不属于“错案追究”的范围了。
四、关于《国家赔偿法》修改的三点建议
综合上述法理分析，本文特对《国家赔偿法》提出以下三点修改建议。这三点建议均以私法的理念为指导，以私法的理念考察国家赔偿的问题，因而与目前学界尤其是行政法学界所提出的那些关于《国家赔偿法》修改的建议有着截然的和根本的不同。
1.删除“违法”。将《国家赔偿法》第2条第1款与《民法通则》第121条相比较即可看出，前者多了“违法”这一限定语。基于前述讨论，本文建议将此“违法”限定语删除。删除以后，不但作为特别私法的《国家赔偿法》与作为普通私法的《民法通则》相互之间实现了和谐，而且《国家赔偿法》内部也实现了自身体系上的和谐，因为正如前述，《国家赔偿法》第3、4、15、16条这四条并没有如其第2条第1款那样使用“违法”这一限定语。同时，删除“违法”这一限定语，还有利于荡除在国家赔偿归责原则问题上的无谓争议，如所谓“违法归责”之类，从而扩大赔偿范围，并能够没有任何障碍地将国家补偿问题也纳入《国家赔偿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