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结语
本文对传统的商标法上的“混淆标准”进行了反思乃至反对。这并不意味着笔者秉持一种启示录式诊断的批评态度，只提出否定而不提出方案。相反，本文着眼于“混淆标准”的不足，基于商标法的立法目的，提出了一种重塑侵害商标权的认定标准，认为“显著性受到损害之虞”应是侵害商标权的认定标准。（在实践中，我国已有从商标的显著性角度讨论侵权是否成立的判例。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04)民三终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混淆和淡化等都是显著性降低的表现形式，“显著性受到损害之虞”为它们提供了基础。
问题是，这种做法是否仅在逻辑上为商标法提供了一个自恰的借口，而不能为商标制度的运行提供力量？从而使本文的讨论与建构表现为那种夸大的法律形式主义？
就一般商标而言，已有的研究表明，并非所有的直接侵害商标权的行为都以混淆为前提[7]298。就驰名商标而言，不仅是源自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的淡化行为构成了对驰名商标的侵害，在笔者看来，即使是某些个人性质的使用，如果降低了商标的显著性，同样有被认定为侵权的可能。（参见本文第四部分）将“显著性受到损害之虞”作为侵害商标权的认定标准并不意味着扩大了商标权的保护范围。例如，在诸如贴牌加工那样的行为中，笔者就认为由于商标与商品之间的联系没有被切断，显著性就没有减低。因此，把“显著性受到损害之虞”作为认定侵害商标权的标准，是基于商标法以商标所有人为中心，对侵害商标权的行为进行的一次概括和重组，与商标权保护范围的扩大与缩小没有必然联系。相应地，笔者认为，在对诸如我国商标法第52条进行修改时，没有必要把“混淆标准”纳入其中，而应表述“显著性标准”；同时，将解释“显著性受到损害之虞”的任务交给司法解释，并赋予法院结合各种实际要素综合衡量的权力。
【作者简介】
李雨峰，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牛津大学访问学者。
【注释】邓宏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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