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出发，我们就应该在案件分类的基础上，适用一种多元化的司法模式：首先，对于轻微刑事案件，要重视恢复性刑事司法。对此，除了检察机关以不起诉减少部分案件流入刑事审判程序之外，认罪协商成为在诉讼社会背景下，减少司法机关负担，并集中办理大案、要案的必由之路，应该予以强化和规范化，即建立起中国特色的认罪协商制度；其次，对于重大刑事案件，要强化严格性刑事司法。由于重大刑事案件案情重大，危害严重，且对社会治安影响巨大，因而民众关注广泛，这些案件应该成为刑事司法的重点。换言之，司法机关应该集中力量办理社会中发生的大案和要案，对此，要以严格而又不低效的司法模式，将其办成精品案和铁案；最后，对于中间刑事案件，要突出严肃性刑事司法。毋庸置疑，中间刑事案件是中国刑事司法的最大量，而且也是民众和学术界关注较少的案件，也是司法腐败的最大“生源地”。对此，我们绝不能在“抓大放小”后，放纵司法机关对这些案件的审理，而是应该严格遵守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其进行合法地、有效地处理。
（二）重视社会资本，重塑司法权威
在诉讼社会之下，诉讼的效率与对诉讼结果认同的重要性得以凸显，这都需要我们重塑司法权威，为刑事审判开辟顺畅的制度通道。在着力倡扬司法民主化的时代背景下，社会资本成为了司法权威的活水源头。一般认为，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的特质，有关信任的社会规范与网络能够藉由促进合作的行动，提升社会行动的效能。{6}其对重塑司法权威的意义在于：一方面，社会资本能够为司法权威提供重要动力。科尔曼认为，权威是个人拥有的控制他人行动的权利。当某位行动者有权控制另一位行动者的某些行动时，他和后者之间就存在着权威关系。这种以控制权为特征的权威关系正是社会资本的表现形式。{7}很显然，在司法民主化的时代，这种权威关系是一种建立在认同基础上的信任与合作，而不是基于受制于威力之下的服从，而社会资本则有利于增强民众对司法机关的信任与合作。另一方面，社会资本能为司法权威提供有效支撑。如前所述，当代刑事司法的困境之一是司法权威的“衰落”，出现了司法信任危机。要克服这一点，社会资本就显得至关重要。因为社会资本旨在建立一种互惠合作的交往关系，强化人们与司法机关之间的信任规范，增强公民参与的能力和扩大参与网络。
但由于多种因素的作用和影响，我国当下刑事司法之下的社会资本却出现了畸形发展的局面，严重制约了司法权威和司法认同的建立。这种“畸形”集中体现在：随着司法改革的深入推进，民众对司法的认同度并不因此而增加，从而形成司法信任危机。纵然，造成这种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司法不公、司法腐败等，但司法的社会资本的缺失却是最直接的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这是因为：如果一国的刑事司法缺乏社会资本，则意味着司法与民众之间的距离拉大，刑事司法在案件认同上将遭遇风险性。其实，司法权威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具有复杂性，社会资本积累可以形成司法权威，司法权威的功能发挥又可以形成社会资本。在诉讼社会背景下，如果社会资本可以得到有效地积累，则极其有利于树立司法权威，进而，可以有效地保障刑事司法的顺利开展，有利于刑事案件的快速审理。那么，我们应如何为刑事司法积累更多的社会资本呢？一个总体的思路是：以司法为民为基本导向，扩大公民对司法的参与，并将案件审判结果公开，以接受民众的监督。在这里，特别强调的是，司法为民不是响亮的口号，而是切实的司法行动，公民参与司法并不是点缀或替补，而是一种制度。当然，案件审理结果的公开，不仅开辟了公民监督司法和预防司法腐败的制度通道，而且还对刑事司法争取社会资本具有积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