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显示：“去年，最高人民法院受理案件13318件，审结11749件，同比分别上升26.2％和52.1％；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1137万余件，审执结1054万余件，结案标的额16707亿元，同比分别上升6.3％、7.2％和16.4％。”[1]通常如果一个社会每年有10％及以上的人口涉诉，基本上就可以称之为“诉讼社会”。{2}随着社会发展中利益冲突的加剧，也随着民众维权意识的增强，近年来，中国诉讼案件呈逐年快速递增趋势。2009年，我国各级人民法院受理各类案件1，200多万件，假设每个案件平均涉及6名当事人、利益直接关联人、证人等，就有7200万人口涉案。而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毕竟还不是最大主体，如果再加上行政复议、仲裁、调解等准诉讼案件，以及不起诉、撤销等案件，涉诉人口会更多，已逾10％的比例，标志着我国诉讼社会的来到。
与传统社会相比，诉讼社会表现出独特性质：第一，诉讼数量急剧增长。诉讼案件的大量增加是诉讼社会的最明显标志。由此决定，诉讼社会是一个极其不和谐的社会，这也使得司法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愈来愈重要；第二，粗糙司法现象严重。随着诉讼案件的增加，司法人员的工作压力加大，加之司法人员的能力和素质不能够随之提高，因此，粗糙司法的现象会愈来愈严重，无法满足民众对公正司法的需求，不利社会和谐发展；第三，民众的正义诉求增加。在中国目前的法律制度框架内，纠纷发生之时，除了当事人自行和解、行政调解之外，都会诉诸司法机关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就带来了新的民众正义诉求之浪潮。这使中国当下刑事司法面临新的制度转型需求。
诉讼社会来临之后，司法就蜕变成为了矛盾的化解器。面对诉讼社会的压力，司法自然以高效化解各类纠纷为目标。而刑事司法作为现代刑事诉讼的构造性要素，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不断调整，由此带来司法模式的多次转型。事实上，我们今天看到和实践着的刑事司法就是这种转型的结果。在社会发展程度较低，且纠纷比较少的时代里，刑事司法自然以正义为基本诉求，其制度设计自然以正义为根基而建立起来。可是在社会发展程度高，且就纠纷比较多的时代，刑事司法就不能只考虑正义的需求，还必须关注诉讼效率的要求，并使“迟来的正义为非正义”的司法理念深入人心。与此对应，刑事司法在庭审制度、证据制度等方面都会随之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这种分析表明，现代刑事司法转型的现实基础，应是现代社会对刑法作为社会矛盾化解工具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