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互相配合原则的存在，造成相互制约机制的弱化，导致三机关之间关系的模糊和异化，而制约机制的弱化，反过来掩盖了司法错误的影响，加速了错案形成的进程，构成了司法惯性产生的根源。“重配合、轻制约”作为我国司法实践中的普遍现象，已成为导致冤假错案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们总结冤假错案的教训时，无不认为公检法三机关重配合、轻制约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却谁也没有说公检法三机关互相配合不够导致了冤假错案的发生。”{9}司法实践中，侦查部门对超期羁押习以为常、刑讯逼供现象屡禁不止；检察机关多次退回补充侦查、重复提起公诉；法院反复重审、勉强作出有罪判决（疑罪从轻）等现象，无一不是司法机关相互制约机制弱化的表现。基于上述原因，为消除司法惯性对现代司法的不当影响，在理论和实践中淡化直至取消“互相配合”，强化三机关的“互相制约”功能，是刑事程序正当性的必然要求。
清代文学家刘蓉由“一室之不治，何以天下家国为？”得出“君子之学，贵乎慎始”的结论[4]；英国思想家培根论述了习惯与命运的关系——“人的思考取决于动机，语言取决于学问和知识，而他们的行动，则多半取决于习惯……如果说个人的习惯只是把一个人变成了机械，使他的生活仿佛由习惯所驱动，那么一个社会的习惯势力，却具有一种无比可怕的专制力量。由此可见，习惯真是一种顽强而巨大的力量，它可以主宰人生”{10}。对司法人员而言，减少或者避免出现司法错误的关键，在于秉持先进的司法理念，消除不良习惯对司法工作的负面影响，从而跳出司法惯性作用的怪圈，最终达至司法公正的目标。
【作者简介】
姜保忠，法学博士，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讲师，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后，研究方向：诉讼法学。
【注释】http://news．xinhuanet．com/focus／2005-06/24/content_3125962．htm．
http://law．cctv．com/20071101/103775．shtml．
参见2007年11月8日南方周末。
（清）刘蓉，《习惯说·养晦堂诗文集》。
【参考文献】{1}李建明．刑事错案的深层次原因——以检察环节为中心的分析{J}．中国法学，2007，（3）：31。
{2}龙宗智．上帝怎样审判{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195。
{3}林酷．法律思维学导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125。
{4}{美}博登海默．邓正来译．法理学一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331。
{5}陈卫东．公正和效率——我国刑事审判程序改革的两个目标{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5）：99。
{6}程荣斌．中国刑事诉讼法学{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35。
{7}何家弘．构建和谐社会中的警检关系{J}．人民检察，2007，(23)：20。
{8}{德}约阿西姆·赫尔曼．李昌珂译．德国刑事诉讼法典{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1。
{9}李建明．刑事司法改革研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67。
{10}{英}培根．何新译．培根论人生{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