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述第一、二种观点的不同点在于：日本《刑法典》第65条的“共犯”是指共同正犯还是指广义共犯（共同正犯、教唆犯、帮助犯）。前者认为此处的“共犯”仅指共同正犯；后者认为“共犯”包括共同正犯、教唆犯、帮助犯。产生这种分歧的原因在于：法律有没有必要对身份共同犯罪的狭义共犯（教唆犯、帮助犯）再次规定。前者认为，根据共同犯罪的原理，狭义共犯原本能够成为身份共同犯罪，所以没有必要再次规定；因此，该条规定的共犯即是共同正犯。后者认为该条也可以被理解为注意规定，因此，其中的共犯当然包括共同正犯、教唆犯、帮助犯。二者的共同之处在于：皆主张不论是在真正身份共同犯罪还是不真正身份共同犯罪中，无身份者都可以成立共同正犯。因此，在无特殊身份者能否成为身份犯的共同实行犯或共同正犯的问题上，可将这两种观点概括为肯定说。第三、四种观点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主张，第65条第1款是关于不真正身份共同犯罪的规定；后者主张，该款的规定既适用于真正的身份犯也适用于不真正身份犯。共同点在于：二者皆认为，在真正身份犯共同犯罪中，无身份者不成立共同正犯，而在不真正身份共同犯罪中，无身份者能够成立共同正犯。因此，在无身份者能否成为身份犯的共同实行犯或共同正犯的问题上，可将这两种观点概括为折衷说。
在我国刑法理论中，对于无身份者能否成为身份犯（特别是真正身份犯）的共同实行犯或共同正犯，大致有三种观点，即：肯定说、否定说和折衷说。持肯定说的学者认为，无身份者可以实施身份犯的实行行为，因此其可以成为身份犯的共同正犯。持否定说的学者认为，由于身份犯的犯罪主体的权利与义务总是联系在一起的，虽然无身份者在形式上可以实施相关犯罪的实行行为，但其与身份犯的实行犯有本质差异。因此，无身份者不能成为身份犯的共同正犯。折衷说认为，对此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应根据身份犯的实行行为之性质区别对待。对于只能由具备特殊身份的人实施的身份犯，无身份者不能成为共同正犯；反之，可以由无特定身份者与有特定身份者共同实施的，应当承认无身份者成立共同正犯{5}556-559。
笔者认为，对此问题作出正确判断的前提在于：必须理清正犯与实行犯的关系。事实上，在该问题的讨论中，上述观点都存在将正犯与实行犯混为一谈之流弊。部分学者错误地将共同正犯等同于共同实行犯。例如，多数日本学者认为，共同正犯是指二人以上共同实行了犯罪；亦即，二人以上出于共同实行犯罪的意思（共同实行的意思），共同实施实行行为（共同实行的意思）。[4]我国也有学者持该种观点。例如，有学者指出，我国刑法理论中的简单共同犯罪，在西方刑法中叫共同正犯，亦即共同实行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实行某一具体犯罪客观要件的行为{7}。还有学者认为，共同正犯是指二人以上共同实行犯罪的情况{1}326。
根据日本《刑法典》第60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实行犯罪的，都是正犯。因此，共同实行犯只是共同正犯的一种形式{8}。正如日本学者大谷实教授指出，共同正犯可以分为：共同犯罪人分担实行行为的实行共同正犯，以及二人以上共谋实行特定犯罪，而由共谋人的一部分付诸实行的共谋共同正犯{9}。日本判例也认为，即便没有共同实行的事实，有时也可认定为共同正犯{10}。另外，将共同正犯等同于共同实行犯的观点，实际上犯了形式主义的逻辑错误。质言之，该观点的理论基础是形式客观理论。依其见解，正犯与共犯的区分系以构成要件所描述的行为为认定标准；完全或者一部分实现犯罪类型构成要件之人，即为正犯；其余参与者皆为共犯。其同时主张，实行犯罪构成客观要件行为之人是实行犯{7}185。因此，共同实行犯也就是共同正犯。但是，从形式上界定正犯或实行犯都存在诸多缺陷。正如批判者所言：虽然形式客观理论有无可争辩的明确性之优点，但这一优点因与法条的僵硬的联系的形式主义而付出太高的代价。因此，该理论是站不住脚的{8}783。申言之，如果对正犯的认定采用形式客观理论，就无法对利用他人实现犯罪的间接正犯作出有效且完全的评价，同时会造成共同正犯与帮助犯之间区分的难题{4}128。如果对实行犯或实行行为的认定采取形式客观理论，必然使实行行为没有边际、没有定型的抽象概念{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