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子也许会赞同“恶法”存在这一事实，但赞同的理由肯定是不同的。在西方人看来，“正义”是判断的标准，符合正义的法即为良法，反之即是恶法；荀子则认为，判断恶法的标准及其简单：“原清则流清，原浊则流浊。”君主不但是法的创造者，也是法的善恶的判准。换言之，尧舜的典章制度之所以是“善”的，是因为它的创造者的伟大，“宪章文武，祖述尧舜”；相反，夏桀与商纣的典章制度之所以是“坏”的，主要不是因为其典章自身，而是因为其创造者是坏的。这一来自“源”与“流”的法观念模型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自古以来都强调统治者要“以身作则”的重要性。而“水”的这一特性打上中国印记的不是哪一个学派而是整个中国的法文化。
中国古代的另一位思想家——管子，除了在“源流”关系上与苟子一样表达他的思想之外，他还告诫，为了使法对人的行为发生作用，立法者还要充分注意“水”与人之“性”的关系：“齐之水道燥而复，故其民贪粗而好勇。楚之淖弱而清，故其民轻果而贼。越之水重浊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秦之水泔最而稽，淤滞而杂，故其民贪戾，罔而好事。齐晋之水枯旱而运，沉滞而杂，故齐民阿谀谄谀葆诈，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沉滞而杂，故其民愚憨而好贞，轻疾而易死。宋之水轻劲而清，故其民闲易而好正”，“是以圣人之治于世也，不人告也，不户说也。其枢在水”(《管子·明法》)。可以说，《管子》一书的主题“本道行法”的形成也是从水和其他物质的意象中寻找本源的。
管子以及中国法家的“因道全法”的思想往往被人们所忽视。事实上，这一思想与水的意象直接关联，它本源于水和其他物质。“法”是一套人为的普遍规则，它来源于对水之义律和“秩序”的模仿。西方传统把自然科学解释为在世界中普遍起作用的力量，而中国的管子和法家仅仅承认像水这样的自然的自发和谐，坚信通过人的努力——“因道全法”，人和自然可以达到一致。而且，在管子与中国的法家看来，存在于自然中的和谐远不是由某些抽象的“自然法则”先定的，而是构成存在过程的那些内在相关要素整合的结果。
四、结语
“物质不管经过何种扭曲，何种分割，它依然是其自身。物质在两种意义上使自己有价值：在深化的意义上和在飞跃的意义上。从深化的意义上讲，物质似是不可测的，似是一种奥秘。从飞跃的意义上讲，它似是一种取之不竭的力量，一种奇观。在这两种情况中，对某种物质的思考培育着一种敞开的想象。”[20]无疑，“水”在中国的先哲中是最具资格的这种物质。水不仅给哲人灵思，而且它本身也具有了一种飞跃自身的力量。并不是水自身的“形式”赋予了遐想者驰骋的想象，而是沉思者创造了水的“形式”。当哲人孔子站在川流不息的岸边，凝注东去的江水发出感悟：“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时，并不是“流水”自身携带了“时间”的意义，而是遐想者赋予了它“时间”的形式。相反，当西方的诗人凝视着一池止静的春水时，他就会创造出不同于中国哲人的另一种形式：“黄色的花，永久地注视着倒影在宁静水晶中的倦忌的双眼。”[21]这样的一种形式，“从现实的目光看，这是一个很糟的形象：并不存在花的眼睛。但对诗人的梦来说，花会看到，因为花在纯净的水里照着自己”。[22]任何想象都是物质与遐想者交互作用的结果，是物质使遐想者具有了梦幻般的创造力。“想象，，并不是瞬间的走神，但也无需借助于逻辑，也无需理智帮忙，只要有一个敞开的心灵和一双诗意的眼睛就够了。克洛代尔说，“内心所渴望的一切都能还原为水的形象。”[23]从这个意义上说，水不但成了中国哲人有关法思想的本喻，而且从特性上它也是人类自恋本质的最佳替代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