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与梁启超单一制国家结构思想的形成
喻中
【摘要】辛亥革命之前，梁启超在“中央集权/地方自治”的框架下，强调了地方自治的价值与功能。在辛亥革命期间，梁启超针对“各省独立之事实”，在“单一制/联邦制”的框架下，论述了建立单一制国家的必要性。梁启超对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的认同，是中西文化交互影响的结果，其西方渊源，主要是经日本人转手的伯伦知理的国家主义；其东方渊源，主要是古代中国的法家思想。梁启超希望借助单一制国家结构，在列国激烈竞争的环境下实现富国强兵、救亡图存，体现了一个中国式“反联邦党人”对于国家结构以及国家建构的想象与期待。
【关键词】辛亥革命；梁启超；单一制国家结构
【全文】
一、引言：重温一个中国“反联邦党人”的“立国大方针”
在辛亥革命的推动下，在清廷摇摇欲坠、民国呼之欲出的关键时刻，梁启超形成了自己的单一制国家结构思想。梁启超的单一制国家结构思想着眼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着眼于国家权力的纵向划分，表达了一个中国式的“反联邦党人”的“立国大方针”。在百年后的今天，本文聚焦于这个思想主题，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理论旨趣。
首先，是对中国建国文献的尊重。一个国家的建国文献，一般都诞生于这个国家漫长演进过程的转折点上。在政治法律思想领域，只要提及建国文献，人们最容易想起的，是以《联邦党人文集》为代表的美国建国文献。的确，美国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联邦制国家，为联邦共和国奠定了思想基础的《联邦党人文集》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果说，为了联邦制合众国的建构，独立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军事上的支持，1787年宪法的制定提供了政治与法律上的保障，那么，以《联邦党人文集》为核心的建国文献就提供了思想与理论上的依据。试想，如果没有以《联邦党人文集》为代表的建国文献，美国作为一个联邦共和国，就可能陷入“名不正则言不顺”的境地。可见，一个国家的建国文献，实际上是一个国家从思想上站立起来的依据。以这样的视角来看中国，可以发现，现代中国的建国文献包括两类：第一类，是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核心的建国文献——它主要出自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第二类，是以1912年中华民国的建立为核心的建国文献。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第一类建国文献与我们的生活世界联系更紧密，因而也更具现实意义。但是，如果从“大历史”、“长时段”的角度着眼，第二类建国文献也许更值得注意，因为，它不仅见证了君主制向共和制的转型过程，而且还见证了“清朝”（朝廷）向“民国”（国家）的转型过程，具有“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意义，因而构成了严格意义上的“建国文献”。就这一类建国文献而言，虽然孙中山作为众望所归的革命领袖，是它的代表性作者。但是，这一类建国文献的著作权并不归孙中山一个人享有；在孙中山之外，在清末民初，梁启超也是这类建国文献的代表性作者。因而，梁启超在辛亥革命时期阐述的“立国大方针”、“新中国建设”之道，[1]构成了中华民国初创时期居于核心地位的建国文献。重温梁启超在百年前写成的建国文献，其实就是在重新梳理中国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立国之道。
其次，希望从宪法学与法理学的角度，对“走向共和”这一命题做出更具体的追问。学界论及辛亥革命，一般都是以之作为中国“走向共和”的标志性事件，民国的建立就是“走向共和”的象征。但是，如果要进一步追问：共和的制度框架、宪法框架如何搭建？就不大容易引起论者的兴趣了。然而，武昌起义的枪声刚刚平息，梁启超就发表了“新中国建设问题”一文，以上下两篇分别论述了两个问题：单一制与联邦制的选择问题，虚君共和与民主共和的选择问题。按照梁启超的这种排序，作为国家结构形式的单一制与联邦制问题，是“新中国建设”应当首先考虑的第一个问题。它的意义，至少不逊于虚君共和与民主共和的选择问题。1912年4月，清帝刚刚退位，梁启超又发表了“中国立国大方针”一文，其中阐述的立国之道，也是单一制的国家结构问题。根据梁启超“只论政体，不论国体”的著名论断，[2]可以发现，辛亥革命期间，在梁启超的思想世界中，单一制与联邦制的问题占据了相当突出的地位；从“新中国建设”或“国家建构”的角度来看，斟酌单一制与联邦制，对于所面临的立国任务来说，也更具针对性和现实性。然而，学术界在处理辛亥革命与梁启超这两个相互交织的庞大主题时，针对“君主制/共和制”的问题，可谓泼墨如水，但针对“单一制/联邦制”的问题，却惜墨如金。[3]有鉴于此，本文试图从“国家结构”这个尚不为学界所重视的问题着手，凸显辛亥革命与梁启超思想的一个侧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