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前面提出的树状模式和丛林模式，还需要进行几点说明：第一，之所以说这两种模式是基本的理想范型，是因为现实中的诉讼证明图式常常都不是理想范型的“完美形态”和“简单形态”，既存在着基本范型的多种样式，也存在着基本范型之上的复杂衍生。前者是：在树种模式中，有多种树形，即树结、树叶有多有少，在树根连接一个树叶的中间既可能没有树结，也可能有多个树结。在丛林模式中，中心之树在个别情况下可能是没有的，外围之树也有多有少，少到可能只有一颗；每一个外围之树的具体构成样式，也可能会出现前面树状模式中所说的多种树形。后者是：在基本范型中，作为树结和丛林模式中外围之树的树基，它们本来是作为在证据和待证事实之间建立推论证明关系的“中间环节”，但在一定意义上又可以把它们视为辅助性的待证事实，比较而言，则把一般所说的待证事实视为基础性的待证事实；围绕所谓的辅助性待证事实，无疑又可能建立其衍生性或派生性的树状模式和丛林模式。在树状模式的基本范型中，可以将树结视为树基，而将其后面衍生出的事实视为由其生出的树结和树叶。在丛林模式的基本范型中，根据证明的需要，可以围绕中心之树、外围之树的树结和外围之树的树基，建立衍生性的丛林模式。
第二，一般说来，这两种模式的证明潜力是不一样的。树状模式在理论上一般具有证明待证事实必然为真的潜力，丛林模式在理论上一般只具有证明待证事实或然为真的潜力。这种区别的原因在于：树状模式中的待证事实与证据之间是一种生成关系，正是因为如此，在证据事实的质、量达到一定的情况下，可以在事理上证明没有待证事实的存在，就不可能有所举证据事实之存在，从而证明待证事实必然为真。比如，当有银行被盗案形成的监控录像时，能够证明必然发生过盗窃案的事实。在丛林模式中，当运用作为外围之树的树基、与待证事实具有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的其他事实，来推论证明待证事实时，一般只可能证明后者或然为真。因为，诉讼证明一般是对人的行为的证明，前述两种事实是靠人的意志选择联系起来的，而人的行为选择具有自由性或者说不具有必然的强制性，所以，运用引起关系的推论证明就只是或然为真的；另一方面，因为人的行为并不必然是千篇一律的，所以，运用类比说明关系也只能证明待证事实或然为真。比如，在证明杀人案中，如果运用被告人曾经打过被害人所生成的辅助证据来证明时，就不可能证明被告人必然实施了杀人行为，因为，曾经的伤害行为可能但并不必然引起后面的杀人行为。由此可见，在证明实践中，如果期望实现或已经实现了必然为真的证明，那么就只能或仅需运用树状模式，当然，在证据的质和量有欠缺的情况下，树状模式的现实证明也常常是一种或然为真的证明；如果只是期望实现或然为真的证明，或者说，如果依赖于丛林模式，所得出的证明结论就不可能必然为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