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无论《通知》和《意见》如何扩大“不正当利益”的范围，由于立法机关明确将“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作为行贿罪法定构成要件，因此不能将这一构成要件完全消解。也就是说，可以通过解释扩大行贿罪的犯罪圈，但刑法上规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是行贿罪构成要件，必然与刑法没有将此作为构成要件的情形相区别。这就是说，刑事立法为刑法解释限定了框架，在这一框架内，可以通过解释去界定某一时期内特定法律概念或者特定罪名相对稳定的内涵与外延。这一相对稳定的内涵与外延的确定，并不能简单地通过对相关法律概念或罪名进行逻辑演绎就可以达到，而是应该充分考量社会现状与历史传统，即法律解释必须深深地根植于社会现实与历史传统之中。认为刑法上的概念或罪名一经立法就具有独一无二的内涵与外延，刑法解释只是为了寻找所谓“唯一”“正确”的理解，这种观点是与司法实践相违背的。因为“没有一个解释可以主张它是终局的解释，因为生活关系如此多样，根本不能一览无遗；再者，生活关系也一直在变化之中，因此，规范适用者必须一再面对新问题。基于下述理由，它就不可能是最终的解释；解释始终都与该当法秩序的整体及其基础的评价准则密切相关。”[28]当然，通过刑法解释满足社会现状的需要，也有一定的限度。与此同时，由于“法律的终极原因是社会的福利。未达到其目标的法律规则不可能永久性地证明其存在的合理性”。[29]如果无法通过刑法解释来满足社会现状的需要，就必须修改刑法条文。“在一定的程度上，每个法律解释都有其时代性”。“司法裁判的持续性，借此而形成之国民的确信—将依迄今有效的标准来裁判他的事件，两者都有其价值。只有当一般价值确信彻底变更时，特别是当这种变更已经表现在新法，或者已经获致广泛的同意时，解释者才不能回避”。[30]
【作者简介】
刘伟宏，单位为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注释】陈兴良：《陈兴良刑法学教科书之规范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84页。
高铭暄、赵秉志编著：《新中国刑法学研究历程》，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第586页。
高铭暄、赵秉志编：《新中国
刑法立法文献资料总览》（下），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470-2471页。
前引，第2639页。
另外，1988年11月16日的修改稿也没有将“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作为行贿罪的法定构成要件。参见高铭暄、赵秉志编：《新中国
刑法立法文献资料总览》（中），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25、901页。
高铭暄、赵秉志编：《新中国
刑法立法文献资料总览》（上），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前言。
前引，第2286-2287页。
参见高铭暄、马克昌主编，赵秉志执行主编：《刑法学》（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706页。
刘生荣、但伟：《腐败七罪
刑法精要》，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第221-222页。
吴宗国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H. W．埃尔曼：《比较法律文化》，贺卫方、高鸿钧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参见西田典之：《日本
刑法各论》（第三版），刘明祥、王昭武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93-294页
储槐植：《美国刑法》（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8页。
汉斯·海因里希·耶塞克、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法教科书》（总论），徐久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190页。
参见尉白明等主编：《经济犯罪新论》，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51页。
参见张穹主编：《中国经济犯罪罪刑论》，大地出版社1989年版，第500页。
参见肖扬主编：《贿赂犯罪研究》，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273页。
前引，第99页。
张明楷：《刑法学》（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888页。
前引，第684页。
朱宏伟、张铭训、罗宾：《商业贿赂犯罪案件“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认定》，载《人民法院报》2009年3月19日，第6版。
苏力：《也许正在发生：转型中国的法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34页。
冯象：《木腿正义》（增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页。
陈弘毅：《当代西方法律解释学初探》，载梁治平编：《法律解释问题》，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当前办理经济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试行）》。
前引。
储槐植：《刑事一体化论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7页。
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95页。
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39页。
前引，第19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