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限度条件
前述已及，战时紧急措施实则为上级指挥员的一种职责行为。既然是一种职责行为，就必须符合严格的必要性与比例性要件。“必要性原则，即最大化保护原则，是指对同一目的的多种措施选择时，行为主体必须权衡利益得失而采取损失最小的办法。……狭义的比例原则，即均衡原则，是指行为主体的措施与目的之间存在足够的关联。”[18]
依照上述原则，紧急措施的实施者在可以不损害犯罪军人生命权益的情况下，不得损害其生命权益。能以损害犯罪军人健康权益即可有效保护军事利益的情况下，不得损害军人的健康权益。反过来讲，只有在来不及报告，采取其他措施无效，或因环境受限不可能采取其他措施时，方可使用伤杀手段这一紧急措施。以较缓和的手段，如紧急情况下的政治工作、强行解除武装、抓捕捆绑等，能制止犯罪行为的，就不应将犯罪军人即时处决。另外，如果情况允许，采取紧急措施时，应事先警告犯罪人。过当紧急措施对犯罪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刑事责任。但考虑到行为人责任程度的减轻，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其刑罚。如我国台湾地区的《陆海空军刑法》第12条即规定：“战时为维护国防或军事上之重大利益，当事机急迫而出于不得已之行为，不罚。但其行为过当者，得减轻或免除其刑。”
（五）程序条件
战时紧急措施实施后，应立即向上级首长报告，并对此负责。战时紧急措施的实施事关下属的重大权益，极端情况下甚至是下属生命权益的剥夺。此种行为是否合法？需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需要上级首长综合各种情况加以判断。战时情况下证据的搜集固定较为困难，为了使上级首长和军事司法机关能够及时掌握情况，正确判断和处理问题，紧急措施的实施者事后应立即向上级报告，协助查清问题，这是紧急措施实施者的职责。对于不符合紧急措施的实施条件而借口实施紧急措施，进而对军人权益造成损害构成犯罪的，应当承担刑事责任。
三、战时紧急措施的正当化根据
如上所述，战时紧急措施属于法令行为，是一种违法性阻却事由。关于违法性阻却的根据，理论界存在法益衡量说、目的说、社会相当性说、允许的危险说、刑事义务说、对立统一说等各种不同的具体见解。对此，笔者赞同法益衡量说。因为，“法益衡量说不仅克服了目的说、社会相当性说等上述诸说的缺陷，而且是现有理论中，惟一能够为刑法中所有的正当化行为的正当性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并构筑起正当行为的牢固堤坝，从而防止正当化行为异化的科学理论。”[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