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案例一中被告人孙伟铭的行为如何定性，共存在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孙伟铭醉酒驾车导致重大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构成交通肇事罪；
第二种观点认为：孙伟铭在醉酒的状态下仍坚持行车，连续冲撞，已经造成重大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的严重后果，其行为已经构成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第三种观点认为：本案应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不宜一刀切认定醉酒驾车案件的罪名。
笔者倾向于第三种观点。
《刑法》第14条规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犯罪，是故意犯罪。这里的“结果”，包括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发生某种危害结果的危险状态。同时，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危险状态，是一种具体的危险状态。应当看到，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与放火、爆炸、决水、投放危险物质罪同是刑法第114条、第115条中的罪名，其他的危险方法是指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的危害性、破坏性相当的一些具体的犯罪方法，必须出现“危害公共安全”的某种具体而实际存在的危险状态。换言之，“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是对刑法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第114条、第115条的兜底条款，而非整个刑法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兜底条款，因而，绝不是一种抽象的危险犯。
科学实验表明：血液酒精含量为0.3-0.5mg/ml时，驾驶员出现注意力不集中，刹车及回避准确性下降，驶向公路边缘的趋势性增加。相较于驾驶员血液酒精含量为0.06mg/ml时的状态，达到0.4 mg/ml时，车祸概率提高2倍；达到1.5 mg/ml时，车祸概率提高3倍。酒精的主要毒理作用是抑制中枢神经系统，随着酒精的不断大量摄入，大脑皮层、脑干、脊髓、丘脑的判断、言语、视觉均会明显异常，分辨力和注意力减退消失，严重者会导致昏睡、昏迷及因延脑呼吸中枢严重抑制而死亡。有鉴于此，日本刑法明确将受酒精影响驾驶、飙车等行为规定为危险驾驶；英国道路交通法将醉酒驾驶规定为危险驾驶行为。[4]可见，醉酒驾车的本质是一种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驾驶，完全能够导致一种独立于放火、爆炸、决水、投放危险物质等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方法之外存在的，具体而实际的危险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