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型集团诉讼的情况下，并非所有的集团诉讼都可以通过直接分配而终结诉讼，很多复杂的集团诉讼在分配赔偿金时，往往面临着集团成员的身份难以确定，或集团成员们的请求属于“小额多量”，虽然面向集团整体赔偿的总额较大，但成员个人索赔的数额则小得不值得去进行分配，单独分配无法实现经济目的。此外，在一些情况下直接分配也无法体现一般社会成员的利害取向或价值观念，法院不能通过分配程序来发挥修正、变更现存法律规范的作用，对公共政策进行调整的功能也十分有限。这样，就需要一种新的分配方法来弥补直接分配的不足。
（二）间接分配
集团诉讼中与整体性方法计算赔偿额相对应的分配手段，就是间接分配方法（non—direct distribution），或称之为“近似分配”、“流动的集团救济”。这是一个源自于公益信托法上的概念，特指在基金最初的慈善目的无法实现或不具备可行性时，允许法院将财产按照最接近于慈善目的的方法进行分配。具体措施是将所获赔偿额在一群最接近最初受害者的受益人之间进行分配，即在赔偿总额确定后，各被害者对自己的损害进行举证以接受赔偿支付，至于分配所剩部分，则返还给原告集团。这种分配方法有以下几个特征：
1.间接分配方法的补偿性、公益性。间接分配是近似的分配，分配目的的模糊性可能将赔偿金的分配扩散到集团成员之外，出现分配的“溢出效应”。尽管如此，这一分配方法的正当性并没有被动摇。因为，间接分配虽然可能使非集团成员和集团成员意外获利，但这种分配方法只是被限定于特定的范围使用，用来处理因被告行为受害的集团成员或者和他们有着共同经历的人的赔偿问题。而且，集团诉讼就其本质来讲并不是大量个人诉讼请求或者众多当事人的简单相加，作为诉讼一方的集团本身就是一个诉讼实体。因而，作为间接分配附带效应的“溢出赔偿”与集团诉讼的理念和规则一脉相承。
2.间接分配方法的有限性。间接分配方法适用于整体性估算判决不能或难以分配赔偿金的情况，有以下两种情形：（1）集团成员的身份难以确定，或成员的身份处于持续变化中；（2）单个集团成员的索赔额非常小，以至于单独分配无法实现经济目的。针对上述情况，法院可以做出间接分配命令，使赔偿金在受益人之间分配，或干脆责令采取降价措施进行间接分配。例如，环境集团诉讼的赔偿金可以责令被告治理已污染环境，向受害人提供公共医疗服务或治疗环境污染所致疾病等措施来分配赔偿金。再如，对因高收费引起的集团诉讼，法院可以命令被告在一定时间范围内降价来补偿集团成员的损失。
3.分配方法的多样性。普通法国家在集团诉讼实践中探索出多种较为灵活的分配方法，主要包括：（1）命令被告降价。即由被告面向任何与之交易的消费者降价，以便使集团诉讼中争议的产品或服务价格在今后的交易中更便宜些，让与集团具备共同性的消费者获得好处。例如，在出租汽车超额收费引发的集团诉讼中，由于难以计数受害人的人数，法院不得已根据乘坐记录、公司利润等情况确定损害赔偿总额，命令出租公司在一定期间内降低车费，直到它将全部非法所得消极地支付完毕为止。（2）将赔偿金交付政府或团体。例如，在药品集团诉讼中，出于特定的或一般目的将剩余的赔偿金交给医院或者大学，并让他们尽可能地服务于集团成员的利益。在加拿大一个因甲状腺药物引发的集团诉讼中，赔偿金最终被用于教育和与治疗甲状腺疾病有关的项目。（3）通过基金分配。由被告将赔偿金支付到法院设定的基金账户中，然后由法院指定代表人或集团律师负责进行管理和分配工作。美国、加拿大安大略省和澳大利亚的集团诉讼都有这样的分配方法，这种替代分配方法有效地解决了缺乏赔偿依据的难题[4]。（4）平均分配。如果法院判令被告赔偿的总额不能满足每个集团成员损失，那么，让集团成员接受“平均”的或“按比例”的赔偿就是不得已的，同时也是合理的选择。这样做不但可以避免集团在收集、提供分配证据方面的困难，还有助于避免集团被解散的风险。正因如此，平均赔偿或按比例赔偿的方法在加拿大和美国的实践中都得到了推崇。
表2：两种分配方法的比较
（三）剩余赔偿金的分配
由于整体性估算方法不是一种特别精确的计算、分配方法，这样就极有可能出现即便是穷尽了上述分配方法，仍会出现赔偿金剩余分配不出去的情况。导致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样的，例如，有的情况下一些集团成员的身份无法确定，或根本就无法找到集团成员；或者集团成员虽是明确的，但他们根本就不主动提出索赔请求。上述情况的可能结果，就是出现集团成员在数量上要小于判决确定的范围的情况，因而，分配的赔偿金总额也相应地少于法院整体确定的赔偿数额。这样的情况在美国的集团诉讼中时有出现，例如，一些集团成员自始至终都不出现，或许是因为没有收到分配的通知，或许是刻意不提出求偿的权利请求，或许是提出权利请求为时过晚，或许是赔偿金支票无法送达或不能兑现而被退回，等等。{4}4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