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美国法律规定，总统出访海外时，可以携带最亲近的亲属（Immediate relative，比如妻子、子女）出访，费用由政府财政支付。其他亲属可以同行，但费用一律自理。
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法官本杰明·N、卡多佐说过：「法律就像旅行一样，必须为明天做准备。它必须具备成长的原则」。对于我们而言，成长可能还是明天或后天的事情。今天，需要中国法律人为明天做准备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如何使「书面上的法律(law in books )」变为［行动中的法律(law inaction )」，从而使其最大限度地发挥现有法律的实际效果。应当承认，这是我国立法和司法领域内长期薄弱的环节。这个问题的解决，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不断的、复杂的和细致的法律解释。
在中国，每当提及法律解释，人们很自然地会想到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其实，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固然很重要，但从各国的成功经验看，更重要的是行业规范。大量涉及专业技术领域的问题是不可能依靠民法学家们来完成的。需要依赖行业细则来规范，诸如医疗专业、房屋建筑专业、奶制品专业、网络监控专业、旅游专业、律师服务业等。
无论从司法解释的角度，还是从行业规范的角度，我们不得不承认，《侵权责任法》这部法律的适用性和实际可操作性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问。
例如，《侵权责任法》第八十七条规定，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
实践中可能遇到的问题是：如何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比如有人发誓证明那一时间自己家里没有人，在中国法庭不使用陪审团的情况下，法院判断证词真伪的法律程序是什么？如果使用测谎仪，其法律效力到底有多大？
又如，该法第十七条：因同一侵权行为造成多人死亡的，可以以相同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
问题是，几个人算是「多人」？确定死亡赔偿金的法律程序和标准是什么？同一侵权行为的具体含义是什么？是否仅指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发生的侵权行为？同类侵权行为（比如假农药、假奶粉）发生在不同地点和不同时间，是否可以认为是「同一侵权行为」？这些都是目前悬而未决的问题。
2010年年初，王泽鉴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的一次演讲中，谈到中国大陆的《侵权责任法》。他诚恳并耐心地告诫中国的法律工作者们，「法无解释，不得适用。立法工作其实只是万里征途中最初的几步路，更艰难、更复杂、更细致的工作还在后面」。看来，除了祝捷庆功的愉悦之外，我们的民法研究者们今后还会体验到更多的责任感和危机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