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解社会矛盾的法律机制创新
汪习根
【摘要】社会转型致使中国正处在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如欲标本兼治，就应当站在法哲学的高度，辩证施治：在情理法动态平衡中完善释法说理机制；以法律功能二元论为导引创设社会风险评估法律体系；依司法权特质区隔司法调解与非司法调解以优化法律判断路径；在“三位一体”新程序理念下重塑法律协作关系模式；奉执法之互动与人本理念强化民意表达释放机制。
【关键词】社会矛盾；法律机制；法制创新
【全文】
世界各发达国家发展轨迹中呈现的经济水平与社会矛盾的关联性已经成为一个必然规律，[1]中国也不例外。[2]当下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与急剧转型的双重作用下正面临着日益凸显的社会矛盾与危机。在诸多矛盾中，公权力与私权利、利益关系的顶端与末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被认为是中国社会最容易发生冲突的场域，而官民矛盾被认为是当前中国最突出的社会矛盾。[3]法律作为社会关系的调节器，在适时地回应与解决社会矛盾中理应发挥关键作用。但是，各种突发性群体性事件和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对现有的危机管理制度和法治机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探讨社会矛盾化解的法律机制成为法治秩序构建的当务之急。据此，本文立基于法哲学的辩证视角，通过审视现有法律制度，以探寻社会管理法制机制之创新之路。
一、在情理法动态平衡中优化释法说理机制
如何达致情理法三者的沟通与链接？一直是困扰法律界的一大难题。西方分析法学与自然法学之争延绵千余年，主要因为在这一关节点上纠缠不休所致。中国法学界和实务界对情理法的关系早有精辟论述，但对其沟通机理的研究却不甚了了。社会矛盾的化解必须依靠法律权威，而单纯的法律规则主义因规则与社会沟通的法理缺失导致公民社会与公共权力之间的关系断裂甚至异化、酿成社会不合作以至民众暴力抗法。而单纯的法律理想主义过于倾情于法律价值的抽象命题而缺乏形式理性的现实根基，使情理因其非文本化、非逻辑化而难以步入法律的现实王国。其实，“天理、国法、人情三概念，本质上是互相沟通而又相互矛盾的。三者互相沟通或同一之处，便是发现正确妥当的法律之标准。”[4]要沟通三者，首先必须科学地界定情理的法律意义、理性地确立其运行边界。与日常生活不同，法律视野下的“情”指的是反映社会大众意志而非个人利益的“情意”和表达主流法律理念的“情感”；“理”指的是被社会公认的原理、公理、定理和道理。应当摒弃的是法不容情语境下的情理，而不是作为法律意志构成的情理。而就情理与法律的关系模式而论，情理需要借助于法律的规范性与准确性加以彰显，法律则以情理为渊源与依托。对情理的外化、固化、强化是法律的合法性前提。可见，情理是法律的实质内容，法律是情理的外在形式；情理是法律的优化基础，法律是情理的实现之道。民风、民俗、民情、民意与法律判断之间的兼容性与叠合度成为矛盾化解的一个逻辑始点。从实践理性上看，情理与法律的沟通机理依存于对情理的表达、发现与转化这三个环环相扣的链条。如果立法是法律对情理的第一次官方表达，司法是在立法不能时对情理的第二次发现，那么，法律大系统对“社会人”而非“法律人”公意的还原则是情理向规则的根本转化。
情理法相互融合的内在机理预示着此三者之间进行外在沟通的制度化构建之必要与必然，而发展出一套行之有效的释法说理机制则是一个基本的去路。释法说理机制的完善应当把握以下特点：（1）交涉性。在公共参与下弘扬说理的交互性与对话性，打破“说者”与“他者”之间的非平衡性，使政府、当事人各方以及社会公众充分表达各自的道理与情感，最终形成能够证成合法性的命题。因为法理交流应当是双向多元的，释法说理的过程不只是自上而下的命令，民众也不只是被动的受众，而应当是在打破话语霸权前提下的平等交流和在相互制约下的理性言说。司法权作为一种判断权，其公正性是以全体“剧中人”相互交涉的程度、范围与质量为基调的。而法治下的行政在本质上是一个对话与互动的过程，如美国于1946年制订的《联邦行政程序法》明文规定了联邦行政机构在行使制规（Rule making）和裁决（Adjudication）权力时所必须提供的“公共信息”（public information），包括对各行政机构的组织、职能与程序所要求的描述、行政决定的程序与实体规则、机构所采取的政策及其解释、以及争议终审裁决中的多数与少数意见等。只有在知晓事实、法律以及将这两者连为一体的全部信息的基础上，才能进行最有效的沟通与交涉，从而确保结论依据的充分性与说理的可信度。（2）关联性。在事理上，探求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间的真理性关联，以司法艺术的独有技艺复制生活并回归到真实生活，而非囿于剧场式的法律事实求证；在法理上，谋求法律规则与法律原则的内在一体化，而非停流于法律形式主义的外在文字，而是立足于字里行间的法律精神并以作为法律要素的法律原则为一切司法的灵魂；在机理上，追求事实与规范之间的逻辑关联性，强化推理的过程性与周延度、以理服人。就司法而言，“陈述判决理由是公平的精髓”。[5]而对行政行为和执法而言，也概莫能外。所有公共决策和判断都必须基于科学的逻辑推理才具有广义的合法性，从而达到以具体的论证来说服相对方的效果。（3）程式性。释法说理应当注重表现形式与展开过程两方面的要求。宏观上看，它必须贯彻于法律实施的全部过程和每一个环节，但是，在程序运行的全过程中，应当强化专门的释法说理环节并讲求形式化、标准化。可以考虑建立释法说理告知书制度，并分解为事前、事中与事后三个阶段分别进行。（4）法定性。这不仅是一个学术的共识，而且应当予以制度化、规范化。其实，在一些国家已经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这一制度。法国于1810年颁行的法律规定：“不包括裁判理由的判决无效。”[6]“判决必须说明理由这一原则今天极为牢固地树立了，在意大利，宪法本身就此作了规定。”[7]英国著名行政法学家威廉·韦德曾说：“没有哪一个单独的因素比公共机构不负说明决定理由的义务更为严重地阻碍过英国行政法的发展了。”[8]“当事人有权知晓裁判理由”最早被英国大臣权力委员会确立为自然正义的基本原则，[9]该委员会强调应当给予相对方书面的裁判理由说明书。1957年，行政裁决与调查委员会进一步主张将裁判说理当成一项法定义务，因为：”一项基本原则就是程序当事人应当在裁判的最后一天知晓某一特定裁决作出的理由。如果缺乏理由，当事人声称他是恣意裁判受害者的言论便可以理解。“[10]这一要求被翌年通过的英国《法庭与调查法》第12条正式确认。（5）开放性。借助于网络平台、信息公告栏、资料索取点等硬件设施，在划定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边界的基础上，及时、准确发布公共信息，让社会公众了解并理解权力运作的过程和结果，便于在获得知情权的同时为行使公共参与权利奠定信息基础；说理的过程与结论必须是开放的而非封闭的，否则势必导致暗箱操作。英国在2003年《刑事审判法》中明确规定：法官“必须在公开的法庭上，以通俗的语言和一般的术语，说明其决定所判刑罚的理由”；在德国，“刑事诉讼上的对判决理由的宣示为强制性的规定”，[11]在公开的方式上分为口头当面宣读和裁判书面说明两类，并有严格的公开时限。释法说理机制最终的结果是使当事人知晓公共权力行为的依据与理由以及其结论形成的逻辑理路，如果不告知受影响的当事方并向社会公开，便无法获得当事方的认同，也难以得到社会大众的理解，更不利于接受社会的监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