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病逝后，中国自1916年6月起进入了军阀交替执政的时期。至1928年张学良东北易帜，袁世凯的继承者皖系、直系、奉系相继在北京主政，在继受袁世凯政府时期新闻法制的基础上，创制新的新闻法律法规，继续加强对新闻事业的控制。本文拟对此期间的新闻立法活动作出梳理并对其社会影响作出评价，仅供商榷。

　　废止《报纸条例》等法律法规

　　摄于国内民主共和的潮流，新闻界呼吁新闻自由的强烈声势，刚刚继任大总统职务的黎元洪为了稳固统治，在袁世凯去世当月就宣布废止“袁记约法”，废止袁世凯政府时期的一些新闻法律法令，解除新闻禁令，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恢复民众享有的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的权利，重新强调只有在“有认为增进公益，维持治安，或非常紧急必要时，得以法律限制之。”[1]

　　在袁世凯政府出台的所有新闻法制当中，民愤最为强烈的是《报纸条例》。该条例是袁世凯政府于1914年4月制定的适用于报业的专门法令。它从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来扼杀新闻事业。在政治上，它规定不得登载的内容有：淆乱政体者；妨害治安者；败坏风俗者；外交、军事之秘密及其他政务，经该管官署禁止登载者；预审未经公判之案件及诉讼之禁止旁听者；国会及其他官署会议，按照法令禁止旁听者；煽动、曲庇、赞赏、救护犯罪人、刑事被告人，或陷害刑事被告人者；攻讦他人阴私损害其名誉者。[2]并且该条例还规定，在外国发行的报纸，如果登载前三项的限制内容，不得在国内发卖或散布。违反者要处以很重的处罚，该条例第22、23、24条分情况规定了处罚措施。而《陆军部解释“报纸条例”第十条第四款军事秘密之范围》、《报纸侮辱公署依刑律处断电》等补充规定的出台，进一步加强了袁世凯政府任意解释报纸条例的内容。在经济上，该条例规定报纸在发行前应根据日刊、不定期刊、周刊、旬刊、月刊、年刊等不同刊期分别缴纳数额不等的保押费。如果在京师及其他都会商埠地方发行的报纸，需要加倍缴纳保押费。袁世凯政府根据其《报纸条例》，任意查封报社，禁止报纸发行，以致逮捕编辑、记者，判处徒刑，扼杀了刚刚蓬勃发展的全国新闻事业。因此，深谙时事的袁世凯继任者为安抚新闻界和广大民众，在其继任之初必然考虑到《报纸条例》的存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