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李绍章，笔名土生阿耿，上海政法学院法律系民商法教研室。
【注释】 第一种情形是合同无效，如我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第20条规定，合营一方向第三者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的，须经合营他方同意，并报审批机构批准，向登记管理机构办理变更登记手续。违反这些规定的，转让无效。第二种情形是当事人通过其行为或者言词，已经变更了原合同的生效条件，变更后的合同已经生效了。例如，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了始期或者停止条件，在始期尚未届至或者停止条件尚未成就的情况下，双方当事人都已经履行了主要义务，或者一方履行了主要义务，对方认可，则宜认定该合同已经变更，去除了始期或者停止条件。此类合同可以是解除对象，未见反对意见。第三种情形是已经成立但尚未生效的合同，既非无效，又未经变更成为有效，继续处于尚未生效状态，对此类合同应当允许解除。详细理由参见崔建远：“合同解除的疑问与答释”，载《法学》2005年第9期，第73—74页。转引自崔建远主编：《合同法》，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32页。
我国《民法通则》第57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从成立时起具有法律约束力。行为人非依法律规定或者取得对方当事人同意，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法》第8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
崔建远主编：《合同法》，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34页。
刘凯湘：《合同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199页。
直接效力说认为解除溯及于合同成立时，因解除使合同如同自始不存在，从而未履行的债务归于消灭，已经给付的，发生原状恢复请求权；间接效力说认为解除不是消灭债的关系，只是阻止已经发生的合同效力，因而尚未履行的，发生拒绝履行抗辩权，已经履行的，发生新返还请求权；折衷说认为解除时，债务尚未履行的，债务自此时消灭，已经履行的，发生新返还请求权。有学者还介绍了债务关系转换说和清算了结说。详细介绍参见本章“合同解除的效力”一节。
对此，史尚宽先生分析了六条理由：①从解除的文义来看，应以消灭契约的解释为适当；②因契约解除溯及的使契约消灭，适合于当事人的意思；③台湾民法规定，契约解除后当事人双方有恢复原状义务，即须恢复于无契约时的原来状态，这与直接效力说相吻合；④从继续契约终止（即只向将来发生效力的解除）的反对解释来看，固有的解除应有溯及的效力；⑤如果认为解除仅发生抗辩权，那么在解除却没有行使抗辩权之前，担保不因此而消灭，从而担保权设定人不得请求其担保之返还。又如在契约解除前，当事人一方让与债权，通知相对人后，相对人解除契约时，仅发生对于让与人的抗辩权，但这种抗辩权发生于让与通知后，依台湾民法规定，不得对抗受让人，因而受让人尚保有债权。如此则使当事人可因债权让与而避免契约解除，明显不当；⑥直接效力说的反对者认为，一旦清偿消灭的债因解除使之消灭，理论上不可能。但基于本来契约成立之债，原有因解除溯及的消灭之虞，就此来说尚为未确定之债权，从而因清偿应消灭之债也并非绝对消灭，只是因契约解除而开始确定的溯及消灭，在理论上并不矛盾。参见史尚宽：《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27页。
参见刘凯湘：《合同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199—200页。详细分析参见本章“合同解除的效力”一节。
［古罗马］保罗语，载［古罗马］优士丁尼：《买卖契约》，刘家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9页。转引自崔建远主编：《合同法》，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37页。
我国《合同法》第93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
陈小君主编：《合同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14页。
我国《合同法》第93条第2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值得探讨者，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了解除权产生的条件，是否就不得适用法律规定的解除权产生的条件？对此，存在争论。有主张约定解除条件排斥法定解除条件者，认为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合法有效，且已经排斥了法定解除条件的适用，因为按照意思自治原则的要求，当事人的约定处于优越地位；有主张法定解除条件大于约定解除条件者，认为任何时候法定解除条件都可以适用，否则，法律规定解除条件便失去了意义。意思自治原则不是至高无上的，而是受到公序良俗原则等强制性规定限制的；有主张折衷者，认为第一，在约定解除条件已经涵盖全部解除条件的情况下，只要这些约定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范，不会导致极不公正的后果，约定的解除条件成就，法定的解除条件就不再适用。第二，在约定的解除条件没有涵盖全部解除条件的情况下，在未涵盖的领域，法定解除条件自有其适用余地。第三，如果约定的解除权产生的条件，尤其是排除法定解除条件的约定，将造成极不适当的结果，或者违反了强制性规范，则此类约定无效。参见崔建远主编：《合同法》，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38页。
例如，我国《合同法》第410条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
参见星野英一：《日本民法概论？IV？契约》，姚荣涛译，刘玉中校订，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248页。转引自崔建远主编：《合同法》，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39页。对此，我国《合同法》第268条规定：“定作人可以随时承揽合同，造成承揽人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
例如，2009年新修改的《保险法》第15条规定：“除本法另有规定或者保险合同另有约定外，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可以解除合同，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保险法之所以采取如此立法政策，是因为投保人为保障自己的保险利益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保险利益是基于投保人对保险标的之权利而产生，投保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任意处分自己的权利，可以选择保险或不保险，可以选择此时保险而彼时不保险，也可以自由选择保险人。多数国家的保险法均赋予了投保人这一对保险合同的任意解除权。我国保险法在修改前后均不例外。再如，《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9条规定：“承包期内，承包方可以自愿将承包地交回发包方。”显然，这也是保护承包方解除利益的立法政策考量。
任意解除和非任意解除存在共同点，表现在都以解除权的存在和行使为必要，更有区别之处。①解除对象不同。任意解除的对象是特别强调信任基础的继续性合同，非任意解除的对象主要是一时性合同。②解除权产生的条件不同。任意解除场合，解除权产生的条件作为合同基础的信任丧失，且对于信任丧失与否的认定，基本上取决于解除权人的表示，判断的客观标准未受到足够的重视。非任意解除场合，解除权的产生条件受到严格限制。③解除行为是否为合法行为不同。任意解除实际上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基于正当事由产生的解除权，属于合法行为，另一种是只有解除之名，实质上是不法行为。非任意解除场合，解除权之行使是合法行为。④解除权的享有人存在差别。继续性合同为对象的任意解除场合，任何一方当事人都享有解除权。非任意解除场合有所不同，有的仅归一方享有（如解除权基于违约行为产生时，仅仅归守约一方享有），有的归双方享有（如解除权基于不可抗力导致不能实现合同目的而产生时，双方当事人都享有）。参见崔建远主编：《合同法》，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39—240页。
在我国现行《合同法》的起草过程中，立法者对法定解除给予高度重视，在第一稿中规定了部分解除，即第101条规定，债务人部分不履行的，债权人得仅就不履行部分解除合同，但合同其他部分的履行对债权人已无利益时，债权人可按全部债务不履行解除合同。 参见李永军：《合同法》，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713页。
史尚宽：《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30页。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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